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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在呼兰的暴行】 1935年5月9日，一名守桥日本兵驾汽船到呼兰腰堡乡村南河沿，下船只身溜到村里。时值春耕，男人都在地里种地。日本兵见潘家屋里没有男人，兽性发作，抓住一妇女推倒在炕强行奸污。在地里干活的潘家父子闻讯后骑马跑回家，打落了日本兵的手枪，将其绑在马圈墩子上一顿痛打，最后将日本兵打死。后将其捆在石头上坠入河底，把船推到航道，顺流而下。惩处了日本兵后，潘家人连夜逃往巴彦县东山里。次日守桥日军发现日本兵失踪后，便沿河边寻找。在呼口村与东岗村南的河段漩涡处找到船，认定是呼口村人所为，便在呼口南边沿河打捞，打捞3日不见尸体。第4天村民赵福贵等在河南岸种地归来，日军强迫他们打捞，打捞两小时仍未捞到。上岸后日军将赵福贵等3人绑成一串，强迫他们往河里走，当他们至水深齐腰处时，岸上的日本兵竟用机枪扫射，赵福贵等3人无辜的惨死于日军的枪弹之下。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呼兰工作组】 1945年9月上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李兆麟派钟声、李玉敏、蒋化峰、丁祥民、王铁珊、谢子学、张志远等共产党员先后到呼兰，组建呼兰工作组，钟声任组长、李玉敏任副组长，以志荣照相馆为据点，秘密开展革命活动，为建立呼兰县民主政权做准备。1945年11月中共呼兰县工委建立后，工作组撤销。
【中共呼兰县工作委员会】 1945年11月下旬，中共呼兰县工作委员会建立，隶属中共哈北地委（哈北地委1945年10月下旬在呼兰组建，隶属中共滨江工委，书记谢邦治、副书记李建平。领导呼兰、巴彦、兰西、木兰、东兴五县党的工作）。县工委书记阎韫、副书记宋均。县政府主席钟声、组织部长耿田、宣传部副部长李振华为县工委委员。相继成立县武装大队、县民运委员会。由呼兰县工作委员会书记任县武装大队政委、县民运委员会政委。党组织当时处于秘密状态，由于斗争形势需要，县工委以县民运委员会的名义开展工作，工委书记对外称政委。中共呼兰县委成立后，县工委撤销。
【一届党代会前的中共呼兰县委】 1946年10月17日，根据中共哈北地委指示，公开组建中共呼兰县委员会。至1949年10月新中国建立前，有4人任过县委书记。首任县委书记阎韫。第二任县委书记吴铁鸣、副书记项军，县长刘诚、组织部长李振华、宣传部长王依仁、公安局长李兴昌为县委委员。第三任县委书记李建平、副书记焦尔恭，县长刘诚、组织部长李振华（李病逝后焦尔恭兼）、宣传部长王依仁（王调离后陈亚民任）、公安局长李兴昌（李调离后李鸣任）为县委委员。第四任县委书记王一青，县长张庆禄、组织部长刘同礼、宣传部长尹家胜、公安局长浦涛为县委委员。
【建国前干部队伍的形成与发展】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中共中央派一批党员干部到呼兰开辟工作。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前近四年时间里，以关内老干部为骨干，共组成四届县委（工委）、三届政府。中共呼兰县工委接收呼兰后，除留下一部分旧政权职员外，起用了抗日干部厉男的父亲厉勉（建国后查清是历史反革命）任县副主席、亲属厉醒三为方台区副区长、厉广秀（女）任方台村长，同时还起用了李建平的同学王喜明、历家的亲属张明惠、李洪清等人。还有一批国民高等学校学生参加革命，由县民运工作委员会组成若干减租减息工作组，在关内来的老干部带领下，深入群众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村农民联合会。经过运动考验，将那些出身清白、贫雇农中的积极分子和没有重大社会关系的知识分子，选拔到区农会为工作队员。有的还被送到县干部训练班学习，作短期培训教育。结业后分到各区为区工作队队员，成为脱产干部，实行供给制。对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农民积极分子，选入村农民联合会，多数不脱产，只有村长、农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文书等人半脱产。县委采取多种方式，让新干部在斗争的实践中成长。一是由老干部传、帮、带。由关内来的老干部带领，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在减租减息、反奸清算、砍挖运动（煮夹生饭）、土改运动的实践中得到锻炼。二是压担子，由跟着干、学着干到自己负责一个村一个片，使新干部在斗争实践中得到锻炼成长。三是选送到省委、东北局党校学习，提高理论水平，毕业后回县担任区委书记、区长、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及各部部长职务。四是适应土地改革运动的需要，县委于1947年10月集中全县500名干部进行以三查为主要内容的思想站队。经过一个月的站队后，新老干部轻装上阵，于1947年11月23日在县委书记李建平的带领下，顶着严寒，徒步进入长岭区搞土改试点工作。长岭区土改试点工作结束后，又增加一些新鲜血液充实到干部队伍中来。五是在思想站队中因家庭成分、本人出身不好、伪满时的一般职员，或有社会关系等问题的知识分子清理回家的，土改后为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又将这部分干部送到县干训班学习或送入北安军政干部学校学习。结业后，将这部分不适于作地方工作的干部重新分配工作。有的随军作后勤供应工作，有的到企业工作。县委书记李建平，重视培养提拔地方干部工作，将一大批知识分子及工农干部提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及时把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组成教育团，参加土地改革运动，在运动中接受考验与锻炼。有的在运动中入了党，有的成为县区领导干部。1947-1949年春，区委书记、区长、部办科局长基本由地方新干部担任。县级干部除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外都由地方新干部担任。先后分期分批举办9期干部训练班，培训各级干部千余人。送省地委党校培训干部百余人。还将土改运动中受审查未安排工作的知识分子200余人送北安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大部分被分配部队从事后勤和地方工作。随着东北地区和全国的解放，县送往随军南下的干部约千余人，包括参加战地服务团300人，被派往松江省、哈尔滨、吉林、长春、沈阳、北京、江西等地区，其中县委副书记项军率领30多人到吉林省接收和开辟东丰县新区，由县委副书记焦尔恭率领69名干部到江西省井冈山地区接收和开辟遂川县新区。据不完全统计，土地改革时期选拔起来的这批干部走向全国各地，到1982年止曾担任过县团级干部四五百人，地师级干部100余人，省军级十几人。
【打击取缔反动会道门】 1949年8月，东北行政委员会决定取缔各种反动会道门，指出："一贯道会道门，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服务，他们造谣惑众，破坏生产，勾结地主、土匪组织反把暴乱，扰乱社会秩序，自布告之日起一律解散，首要分子要向公安机关登记，一般道徒应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县公安局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取缔处理一贯道等反动封建会道门工作。对骨干道首进行打击，分化瓦解一般道首。对普通道徒进行教育，使他们脱离反动会道门组织。同年10月，县封建反动会道门组织取缔工作结束。登记反动会道门15个、道徒3 230人，其中一贯道1123人、孔孟道1 119人、大同佛教会687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呼兰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节衣缩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积极开展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同年11月20日，全县组织第一批担架队840人、146副担架奔赴朝鲜战场。元宝区王柱村文书周景龙主动到区上报名参加担架队，对群众影响很大。康金区永贵村共产党员周永贵、白家村支部书记刘贵、村长邵金朋都在村动员会上带头报名，他们的爱国行动带动了广大群众，不到5个小时，这几个村报名人数达100多名，超过上级下达任务数一半以上。到11月29日，仅10天就动员三次，共出担架263副、民夫2 129人。1951年1月，省政府要求呼兰组成500人担架队。仅两天时间，县属13个区就有732人报名，大大超过规定名额。担架队员条件是：出身历史清楚，经体检无任何疾病及不良嗜好者，年龄在20-25岁之间。担架队编制为每副担架配4个人，三副担架为一个班，班长由村干部或党团员积极分子担任。4个班为一个排，排长由政治表现好、有工作能力的科员担任。担架队员的棉大衣、帽子、手套等防寒用品统一由省发放。担架队的饭锅、铁锹、镐、斧子、锯、雨布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理发用具由后勤部发给。这次出担架时间为一年，担架队员家属享受军属待遇。生产、生活中有困难的由当地政府解决。至1951年末，全县共动员四次，出担架263副、民夫1 081人。1952年5月-9月，又动员两次出担架390副、民夫1 562人。县广大群众积极支前，每次动员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任务。抗美援朝期间，县工商联成立捐献飞机大炮委员会，开展捐献飞机大炮和各类物资。1951年10月，全县捐献飞机大炮款20亿（东北流通券，合人民币20万元），还捐献大豆60多万公斤，还有小麦、干菜等。机关干部、工人积极参加义务劳动，节约国家开支。中小学生节约零花钱做慰问袋送到前方。1950年12月至1952年9月，全县有2 034名青年报名参军。在动员过程中各区村党员干部带头动员自己适龄子女、亲属报名。其中1950年12月省政府下达任务890名。经动员全县报名人5 089人，其中党员和党员子弟及亲属739人、干部及干部子女446人。经体检合格者950名，超额完成任务。在抗美援朝期间，全县各界人民为支援前线作出了不可泯灭的贡献。赴朝担架队员们在战场上出生入死，不顾个人安危抢救伤员，经受了考验。为表彰他们的战绩和功勋，1952年11月，呼兰487名成绩突出的担架队员荣获国家统一颁发的抗美援朝胜利纪念章。1954年12月，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为赴朝人员功劳显著者授勋，呼兰赴朝担架队干部：张维焕、李岩、麻东堤、李茂、李克荣获朝鲜国旗三级勋章，刘昆、白喜太、刘跃先、张德义、陈亮、姜广发、刘洪吉、徐文发、李安洲、周景龙荣获军功章。呼兰赴朝担架队员有18人光荣牺牲。
【镇压反革命运动】 1951年，县贯彻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共松江省委《关于执行中央镇压反革命决定的指示》和省公安厅的部署，于6月20日开始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遵照中央确定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方针政策，对罪行严重、民愤极大的匪首、惯匪、恶霸与不法地主、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5个方面的反革命分子，广泛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动员和组织3 700多人在城乡进行镇反宣传活动，召开4次公审反革命分子大会，教育群众，震慑敌人，挖掘出一批潜藏在县内的反革命分子，及一些逃往外地的反革命分子。伪满汉奸胡升三、恶霸地主袁仲卿，通过群众检举分别从锦州、长春等地缉捕归案，被依法处决。大规模的镇反运动至1953年4月结束，共捕获反革命分子36人，其中依法处决11人、判处死刑缓期执行3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22人。1955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关于开展镇反运动的指示，开展第二次镇反运动。县委从公、检、法和县直机关抽调35人组成镇反办公室，具体负责领导全县镇反工作。运动中，接到检举揭发材料2 158件，其中属于反革命线索的489件，刑事犯罪线索的239件。通过查阅档案、群众来信来访材料，提审人犯口供等发现政治历史复杂人员106人。经过摸底调查，发现在已掌握和监督的蒋伪军警宪特、建军土匪、地富分子中，坚持反动立场的735人、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84人。根据中共中央"有计划地、有分析地、实事求是地再给国内反革命残余势力几个打击，使暗藏的反革命势力大大地削弱下去"的指示精神，全县在此次镇反中，对反革命分子进行了集中和零星搜捕。至1956年末，共逮捕反革命分子56人，缴获长短枪各1支及部分子弹，反动证件62种113份。
【肃清内部残余反革命运动】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清查和打击的指示》，全国肃清内部残余反革命运动（即"肃反"运动）开始。1956年1月，县委成立以县委副书记为组长，组织部长、公安局长、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为成员的5人"肃反"领导小组，下设肃反办公室，开始进行"肃反"运动。主要"肃反"对象为：企事业单位中隐藏的特务间谍、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恶霸、土匪、汉奸、国民党军政警宪分子、坏分子（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等），以及其他现行反革命破坏分子等。县肃反运动坚持"提高警惕，肃清一切特务分子，防止偏差，不要冤枉一个好人"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针，坚持严肃与慎重相结合，镇压与宽大相结合以及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运动中采取专职人员内查外调，参加者听报告、检举揭发，对肃反对象采取内查外调、坦白交代、最后定案处理等办法，分五批进行。至1960年5月，历时五年多结束。全县参加运动人数17 531人。运动中有2 721人提出检举材料5 068件，835人坦白自首，交代各种问题。清查出肃反对象139人，定为反坏分子的108人，其中现行反革命分子1人。最后定案处理：判死缓2人、徒刑16人、管制7人、开除公职4人、留用改造9人、监督生产34人。
【1960年编纂地方党史资料】 1960年9月，县委成立地方史领导小组，县委第一书记邴玉书任组长。下设办公室，陈维周任主任，穆洪生、张超、于琛为工作人员。根据上级编写地方党史的有关文件及要求，制定工作方案，开展调查和资料搜集工作。先后到绥化、海伦、哈尔滨、阿城、尚志、沈阳、北京及县内进行3个月的内查外调，走访了原中共呼兰县特支书记和上级党组织的特派员，特支组织的成员、党员及原中共北满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和中共北满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还查阅了大批敌伪档案，找到当时参与捕抓呼兰地下党负责人的伪警官王芝泉等。在大量调查、考证的基础上于同年12月编纂完成了约5万字的《中国共产党呼兰县地方党史资料》，以中共呼兰县委办公室的名义印刷成册，作为绝密资料存于县档案馆并上报省、市党史办公室。
【二八抗大战校】 1966年9月3日在松花江北岸黄土山下开办。该校始无定名，原为二八公社中学二十五班（初中二年）班主任罗奉山率领61名学生走所谓"五七"道路的试验点。1967年春，在"文革"派性斗争中独立设校。被视为"新生事物"多方扶植。从1968年春始，办学"经验"、"事迹"屡屡公诸于报端、电台，被称为走"五七"道路的典范、教育革命"一面红旗"，遂在全省范围内掀起"大参观、大学习"的风潮。1972年3月，经省革委会批准拟改办为农技技工学校，后因故改制未就，复继续办学。该校有教职工48人，学生保持在120人左右，全部实行住校制。教学科目强调"以学为主，兼学别样"，除开设普通中学一些主要科目外，兼学农学、农技、畜牧、木工、电工、裁缝等课程。学校开垦水旱田380亩，外有鱼塘和果园，设木工厂、磨米厂，并有链轨、胶轮拖拉机等。因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坚持"破旧立新"办学思想，学校体制不健全，管理混乱，教学秩序不正常，师生劳动过多、流动频繁、生员乏嗣、经济浪费，于1979年停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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