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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供应
伪满洲国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为了对东北地区进行长期统治，在经济上实行封锁政策，对一系列日用商品实行统制、专给和配给制度。
伪满大同2年开始对酒、棉线、棉布等工业品实行统制，以后统制品种不断增加，陆续对大豆、棉纱、面粉、水泥、毛织、棉纱、麻织等，甚至大米、食盐等生活必需品也进行统制和专卖，还颁布一系列新的法律条文进行统制。伪满康德4年7月开始对主要生活用品的购、销、生产与分配进行统制。伪康德5年7月开始实行配给制，对人民群众的必需品实行配给，统制价格、品种、数量。伪康德6年成立伪满洲生活必须品株式会社，配给商随之兴起。伪康德7年9月对农民实行农副产品以物易物制，农民只有交一定数量的粮食(又叫"出荷粮")，才能得到灯油、火柴、棉布等生活必需品。伪康德8年7月，日伪政权颁布《主要生活必需品物资计划配给要纲》，对棉布、棉花、棉线、胶鞋、粮食、食油、火柴、食盐、红白糖、煤油等20多种商品，实行配给制，对于配给的商品，不准民间交易，否则以经济犯问罪。乡村农民只配给豆油、食盐和火柴，交出荷粮的农民按比例配给棉布或以更生布代替。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品供应基本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敞开供应。1954年国家根据棉布、棉花、纱线的生产的实际情况，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国营商业对棉布、棉线、棉花实行计划供应，发放票证。本县棉布每年每人24．2市尺，棉花一市斤，纱线每户每年2丈。
1962年白糖城镇居民凭票每户每月供应2市斤。1971年敞开供应。1964年，对肥皂、香皂、袜子等商品实行凭证供应。
1966年开始对火柴、白糖等按人、按户凭票供应。1968年生猪收购不足，城乡养猪业发展缓慢，猪肉消费量增加，猪肉实行凭票供应，每人每月半市斤，年节酌情增加，同时，城镇居民卖猪按毛重30％回扣肉票。
1978年取消一切票证，商品全部敞开供应。伪满时期日伪政权商品统制情况表(附表)
二、销售
1949年本县社会商品零售品种1 500余种，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万元，社会商品零售166．5万元，占总额85．4％，农民对非农业居民销售28．5万元，占总额14．6％。社会商品零售中生活资料销售147．1万元，占88．3％，生产资料销售19．4万元，占11．7％。人均购买力2l元，职工购买力43元，农民购买力10元，居民购买力50元。1951年自行车、手表等消费品开始进入本县市场。195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712．3万元，比1949年增长4．3倍。职工人均购买力205元，农民47元，居民175元，全县人均购买力92元，比1949年增长4．4倍。销售粮食7 785吨，食用油402吨，猪肉14．1万公斤，棉布28．2万米，棉花4．48万公斤，火柴1 516件，自行车12台，手表28只，缝纫机8架。
1957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1 437．3万元，比1952年增长2倍，人均购买力117元，比1952年增长27．2％。社会零售高档商品销售：自行车79台，手表153只，缝纫机39架。1 962年社会商品零售额年均l 600万元左右，人均购买力130元上下。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生活必需品供应短缺，社会集团购买力上升，实际人均购买力保持在90元左右。1975年社会商品岑售额3 367．8万元，比l 967年增长1．8倍，其中销售给社会集团2811．6万元，比1967年增长2．5倍，销售给居民2 404．7万元，比1967年增长1-56倍。
1976年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以后，社会商品零售额4 500万元以上，生活必需品供应矛盾开始缓和，手表、自行车、收音机、缝纫机等高档商品满足市场需求，人均购买力 150元。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政策活跃了社会商品零售市场，新的高档商品电视机、录音机、洗衣机进入市场，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以每年12％以上的速度连年增长，人均购买力也随之提高。1979年人均购买力170元，农民人均购买力58元，1983年人均购买力251元，比1979年增长48％，农民人均购买力74元，比1979年增长28％。
1985年全县社会商品零售总额8 116万元，比1979年增长68％，比1983年增长18％，人均购买力338元，比1983年增长35％，农民人均购买力169元，比1983年增长1．3倍。社会零售商品中年销售粮食37 158吨，食用植物油949吨，猪肉1 157．3吨，卷烟2 171箱，酒1 289吨，收音机3 416架，电视机3 916台，洗衣机1 485架，录音机l 615台，自行车3 84l台，手表4 331块，缝纫机1 692架。社会商品零售总额(附表)、社会商品零售量(附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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