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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 1958年7月，河南省在并大社的基础上，迅速掀起人民公社化热
潮。8月13日，报纸发表毛泽东在山东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谈话的消息后，全国迅速
掀起了大办人民公社的热潮。
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期间，市委于23日召开常委会议讨论人民
公社化问题，提出在10月1日前完全实现农村人民公社化。在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之前，市委
农村工作部和呼兰县委组成工作组，在呼兰县康金井乡进行建立农村人民公社的试点，只用
7天,于8月26日就建立起康金人民公社。9月5日，市委发出《关于市郊建立人民公社的规划》，
要求在9月中旬前建完，加快人民公社化的进度。到9月10日，全市1027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
社全部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共组成70个农村人民公社（1958年末调整为77个），平均每个公
社3652户（最大的公社7122户，最小的公社1001户），每个人民公社平均拥有耕地153345亩。
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中，以“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
在全市农村，以“一平二调”为主要形式的“共产风”主要有4次：第一次是1958年人民公
社化运动的初期，在大搞秋翻地、大搞工具改革、大炼钢铁运动中，无偿地调用基层单位的
大量物资。第二次是1959年秋冬，在大搞畜牧业和建立副食品生产基地当中，无偿地调用基
层单位的一部分猪、鸡和其它生产资料。第三次是1960年春，在大办县社工业和发展公社一
级经济时，不少地方重复“一平二调”的错误。第四次是1960年夏，在大办集体福利事业中，
侵犯一部分社员的“小自由”。当时，群众把平调财物的做法形象地概括为：“下令调，指
名要；假作价，打欠条；先借用，划套套；顶积累，变相调；搞协作，面子靠；大辩论，扣
大帽。”平调的物品，大到房屋、牛马、机器，小到柴草、砖瓦、锅碗瓢盆，用啥调啥。并
且要成龙配套：办畜牧场调猪羊，得带饲料；调汽车，得带司机；调马车，得带车老板和草
料。“一平二调”，调得人心惶惶，引起群众强烈不满，甚至采取各种手段进行抵制。与此
同时，浮夸风、命令风、特殊化作风和“瞎指挥”风（加上“共产风”，简称为“五风”）
此起彼伏。1958年11月，阿城县按照所谓“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和生活集体化”的要求，
强制农民搬家，造成很大损失。以实现农村“十化”和大搞深翻地为内容的所谓“大兵团作
战”，以大搞“万猪山”、“万鸭湾”、“万鸡山”、“万米温室”等为内容的所谓“万、
千、百”运动，最后都事与愿违，使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在求大求快的思想指导下，由省、市有关部门共同投资，于
1959年7月在道里新发人民公社办起国营农场，由集体所有制过渡为全民所有制。1960年2月，
市委政策研究室和市委农村工作部按照市委的指示共同拟订《关于哈尔滨市近郊人民公社由
基本区（管理区，后改为生产大队）所有制向基本社所有制和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
渡的意见》，竟提出“发展生产，增加积累；积极慎重，能早不晚；提高觉悟，一大二公；
不造声势，瓜熟蒂落；一年左右，实现过渡”。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农村人民公社平调管理
区和生产队的生产资料，大办工业，扩大公社一级的经济比重，力求早日实现过渡。当时，
全市有1个人民公社和116个生产大队、138个生产队实现所有制的过渡。以后，根据3月5日
《中共中央批转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精神，这种过渡才
得以停止。
在极力维护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思想影响下，几次整顿人民
公社都走了过场。从1958年12月中旬到1959年2月中旬，市委组成农业检查团，在呼兰县、
宾县、肇东县、阿城县的5个人民公社和近郊的6个管理区进行整顿试点，收到群众两万多条
意见。由于农村基本政策未能进行调整，使许多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1959年3月中旬，
省市县组成联合工作组，在呼兰县康金人民公社进行宣传贯彻中共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
的试点，发现“一平、二调、三收款”方面的许多问题和群众情绪不高、劳动效率下降等问
题，但是工作组未能提出积极的解决措施，反而宣布干部不动，生产组织不动，财务物资不
动，生产指标不动，劳动力不动，不算旧账，不搞纠偏，对涉及生产关系方面的一些重大问
题仍然难以逾越。1959年3月下旬，各区、县相继召开五级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农业六级干
部会议精神，暴露出公社权力过分集中、干部多吃多占、强迫命令以及平均主义、瞒产私分
等问题，开始退还部分平调的物资。但是，人们没有转过思想弯子，觉得是“倒退”了，认
为旧账“没有啥可算的”，许多账不了了之。5月初，毛泽东在《党内通讯》上给省、地、
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的干部写了一封批评讲假话的信。传达以后，各县的干部和群众讨
论得很热烈，普遍要求实事求是地修订产量指标，然而市的有关部门却认为这是值得注意的
“宁低勿高”的思想，是对毛泽东那封信的“片面理解”，产量指标未能修订。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估产、高征购和“五风”的泛滥，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
积极性，再加上从1959年起连续发生自然灾害，农副产品的产量急剧下降，农业生产力遭到
严重破坏。当时，耕地面积减少，地力普遍下降；征购粮指标过大，返销粮数量逐年增加；
农村送征购粮和拉返销粮的重复运输，浪费大量人力、畜力，挤占农忙季节用工，严重地影
响了生产。由于挖空了农民的粮底，造成普遍吃种子粮、饲料粮、探头粮，削弱了农业生产
的物质基础，造成大批役畜瘦弱死亡，膘头、挽力普遍下降。
建立城市人民公社 1958年下半年，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浪潮从农村波及到城市。哈尔滨
市于1958年8月开始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陆续建立香坊人民公社、平房人民公社和机电人民
公社（后改称动力之乡人民公社）。同时，在其他各区建立起9个街道人民公社（后改为分
社）：道里区的新华人民公社，道外的纯化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滨江人民公社；南岗
区的幸福之路人民公社、钢铁人民公社、电器人民公社；太平区的龙江人民公社、南直人民
公社。当时入社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46．86％。上述城市人民公社大体上是3种类型：一是
以大工厂为核心，吸收街道和农业社组建的；二是以大专院校为主体，联合街道工厂和农业
社组建的；三是依靠大机关，加上中小工厂和农业社组建的。为了加强对试办工作的领导，
市委于1958年9月组成试办城市人民公社领导小组，由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树德任组长。领导
小组下设办公室，并且组成6个工作组分赴各区进行试点。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
在城市中应当继续试点，一般不忙大量兴办，在大城市中更要从缓，只作酝酿工作。要等到
经验多了，原来思想不通的人也通了，再大量兴办起来。"市委认为，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关
于在大城市建立人民公社更要从缓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哈尔滨市是一个工业发达、全
民所有制比重极大、基本上实现了"无闲人"的生产城市，实现人民公社化有许多有利条件，
而且这也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应当采取"积极稳妥、宁慢勿乱、能早不晚"的方针，积极
兴办。到1959年下半年，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之后全国一片反右倾声中，哈尔滨市建立城市
人民公社的工作进入大办的阶段。1960年3月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
批示》，要求各地采取积极的态度，上半年全国城市普遍试点，下半年普遍推广。同年4月，
太平、道里、道外、南岗4个市区人民公社相继建立。至此，全市7个区都建成城市人民公社，
下辖44个街道分社，有190万人参加，实现了城市人民公社化。
在"左"倾思想指导下办起来的城市人民公社，很快就暴露出不少问题。公社组织生产大
协作，虽然有有利于生产的一面，但是更多的是以定期或不定期的协作会议的形式，挤占国
营大厂的财物，化大公为小公。大办集体福利事业，虽然有方便群众，使家庭妇女从家务劳
动中解脱出来的好的一面，但是由于不顾实际需要与可能，把事情办过了头，造成很大的损
失浪费。在所有制方面，由于"左"倾思想作怪，弄混了界限，在"越大越公越好"的思想支配
下，把一些个体经济也变为集体所有制经济。同时，分社规模过大，人员编制过多，既不便
管理，又脱离群众。
从1960年下半年起，市委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开始采取措施制止"一平二调"，强
调等价交换，大厂无偿支援社办工业以及生产协作等活动逐渐停止。1962年，撤销城市人民
公社党委的书记处，各大厂的领导干部不再兼任公社的领导职务。到1964年，缩小了城市人
民公社的管理权限，市属单位党的关系由公社党委移交给市的主管部门党委，地方工业企业
党的关系移交给市委地方企业党委。至此，城市人民公社已经名存实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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