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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市志 中共地方组织》
 
 
第二篇 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第二章 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第十三节 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
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介绍了湖南省开
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下简称社教运动)及河北省保定地区清理账目、清理仓库、清理财
物、清理工分(以下简称“四清”)的经验,督促各地注意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5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以下简称《前
十条》),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
力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要求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打退资
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
  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6月10日,市委召开全会,传达和学习《前十条》和7个
附件,以及东北局全会精神。6月21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贯彻执行《前十条》的意
见,决定:从1963年冬季开始,在两三年内采取先点后面、分期分批、先少后多的步骤,到
1965年年底完成农村社教运动。此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有关指示精神,做了修改和调整,确
定:县的城乡社教运动分期分批开展,大体于1969年结束。这次市委常委会议还决定:农村
社教运动,必须搞好试点。县一级的点放在呼兰县,公社一级的点放在呼兰县康金人民公社。
7月2日和5日,市委先后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在秋收以前,全市总结一个县召开三级干部会
议的经验和一个公社全面铺开社教运动的经验;各县要总结全县召开三级干部会议的经验、
一个公社全面铺开的经验和一个大队开展运动的经验,在所有社队普遍进行一次当年的“四
清”;根据试点经验,制定秋后分期分批开展运动的具体计划。按照市委的部署,各县共选
择9个生产大队进行社教运动试点。参加呼兰县康金人民公社试点的有220多人,其中有市直
属机关干部30余人。8月19日,市委常委会议听取呼兰县委汇报召开三级干部会议试点工作
的准备情况和规划,提出:县的三级干部会议,主要是训练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揭阶
级斗争盖子和卸包袱,要强调自觉革命。要在县和公社干部带头检查的基础上,推动大队干
部自愿进行“洗手洗澡”,放包袱,以便提高觉悟,划清界限,心情舒畅,轻装上阵,鼓足
干劲,抓好秋收。会议决定:由市委书记处书记王化成挂帅,市委组织部部长陈达、市委副
秘书长姚学融、市委宣传部部长丁哲民具体帮助呼兰县委开好三级干部会议。按照市委要求,
呼兰县委积极做好会议准备工作,先后召开常委会议、县委扩大会议、两级干部会议,组织
干部认真学习《前十条》,县委常委带头算经济账和政治账,检查特殊化、“走后门”、多
吃多占等问题,推动和帮助各级干部“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为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做准备。
  9月2—20日,呼兰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县直属机关干部194人、公社
干部353人、大队干部861人,共计1408人。会议经过学习文件、揭阶级斗争盖子、放包袱、
划清政策界限、思想建设等阶段,获得了预期效果。针对干部的思想顾虑,县委书记邴玉书
代表县委进行检查,对工作中发生的缺点和错误,主动承担责任,启发干部的自觉性。县三
级干部共放各种包袱27326件。据县委摸底排队,在与会的1408人中,有71.8%的人放得彻
底,有23.4%的人放得比较彻底,有4.8%的人放得不彻底。
  9月6—27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制定了《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
政策的规定(草案)》(即《后十条》)。《后十条》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同时又指
出“绝大多数农村基层干部是好的”,“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并且规定了依靠
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以及正确对待地主、富农子女的政策。随即,市委要求呼兰县委和工
作队要认真组织干部和群众学习、宣传和贯彻执行《后十条》。1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
《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做一次伟大的宣
传运动”,使《前十条》和《后十条》在全国家喻户晓。12月5日,市委发出通知,要求各级
党组织在农村普遍开展社教运动之前,向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和群众原原本本地宣读,要明
明白白、清清楚楚地讲解《前十条》和《后十条》(以下简称“中央两个文件”),开展农
村面上的社教运动;广泛发动与组织群众讨论和制定生产规划,掀起生产高潮,争取农业生
产大丰收。随后,市委派出工作组帮助阿城县和呼兰县各选3个大队,向干部和群众宣讲
“中央两个文件”。1964年2月中旬以后,陆续抽调5600多名干部经过训练,派往农村社队,
在全市2058个生产大队,先后分两批开展面上的社教运动。至3月底,经过准备、宣读文件、
组织讨论、初步解决问题、“评功摆好”、掀起生产高潮等步骤,历时一个月左右,农村面
上的社教运动结束,有84万人听了“中央两个文件”的宣讲,占应受教育人数的69.2%;
有79.2%的生产队达到了中共中央规定的“煞住歪风,发动群众,初步搞好干群关系,打
击阶级敌人”的要求。王化成在总结农村面上的社教运动情况时说:这次运动中存在两个问
题,一是质量问题;二是有些“左”的情绪。嗣后,县和区根据市委“做对了的要肯定下来,
不对的要立即纠正,肯定成绩,改正缺点,总结经验教训”的指示进行了补课。
  为了取得在一个公社开展社教运动的经验,从1964年初起,全市共抽调工作队员844人,
先后在8个公社、104个大队、622个生产队进行试点。整个试点包括6个阶段:扎根串连,调
查摸底;开展阶级教育,揭阶级斗争盖子;干部“洗澡”,放包袱,进行“四清”;建立贫
下中农组织,领导群众开展对敌斗争;整顿组织,调整干部,健全制度,改进管理;领导群
众制定生产规划,掀起生产高潮。
  同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
定(修正草案)的通知》(以下简称《修正草案》)。《修正草案》同《后十条》相比,对
形势的估计严重了,提出:敌人拉拢腐蚀干部,建立反革命的两面政权,“是敌人反对我们
的重要形式”,并且改变了《后十条》中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规定,要求必须把放手
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根据中共中央的
指示精神,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东北局和省委的指示,讨论社教运动的部署,决定
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精神,农村先在阿城县开展运动,以便取得全面经验。农村社
教运动指挥部由市委书记处书记林肖硖、市委农委书记王维之、市委农委副书记赵达负责。
阿城县的社教运动,从1964年10月开始,分两批进行。为了加强工作队的力量,社教工作队
员最多时达8306名;在社教工作团之下,按公社乡镇设立社教分团,按生产大队(街道)设
社教工作队。各社队的社教运动都经历了3个阶段: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四清”,解放干
部;对极少数问题严重的干部和有严重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进行斗争;搞好各项建设工
作。
  1965年1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以
下简称《二十三条》)。《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农村的社教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
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二十三条》对1964年下半年以来的“四清”运动中
某些“左”的偏向做了纠正,指出对待干部要一分为二,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多数,要
逐步做到依靠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但是,同时又规
定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当权派。市委要求阿城县的社教运动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二十三条》。至1965年7月,全
县的社教运动结束,共清出干部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以及多吃多占的总金额为2623462元
(包括实物折款)、粮食1635731斤;依法管制“四类分子”69人、重新戴帽子788人、逮捕法
办4人;对党员的处理,开除党籍103名,清除出党11名,留党察看121名,撤职21名,严重
警告82名,警告38名,不予登记34名,暂缓登记57名,劝退46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9名,
自动退党13名,共计535名,占党员总数的8.5%。受处分的干部143名,其中开除公职23名,
清除干部队伍9名,撤职52名,开除留用察看26名,记过31名,法办2名。同时,发展新党员
1864名、团员6762名。由于执行《二十三条》“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规定,
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对运动中反映出的问题处理过多、过重。
  1965年5月24日,根据省委指示,市委常委会议决定在巴彦、木兰、通河3县进行第二批
农村社教运动,并且组织工作队开展工作。7月22日,经国务院批准,哈尔滨市管辖的8个县
划归松花江专署管辖,各县的社教运动随之移交给松花江地委领导。哈尔滨市抽调的工作队
员,仍按原安排坚持工作。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工作队员陆续撤回。
  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196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
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的指示》(以下简称
《中共中央五反指示》)。3月8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扩大),根据《中共中央五反指示》,
讨论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问题。3月11日,市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12人组成的
市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3月18日,市委召开有2000名党员干部参加的增产
节约动员大会。4月28日,市委制定《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五反指示〉的规划》,提出:
“五反”运动目前只在全市县级以上单位和相当于县级单位的工业、基本建设、交通、手工
业、财贸、文教、科学研究单位和市直属机关及城市人民公社机关等,分期分批地开展。运
动以增产节约为中心,在经济部门一般可分为3个阶段:集中力量把增产节约运动切实地开
展起来;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分散主义(以下简称“前
三反”),整顿制度,搞好经营管理;结合增产节约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群众性的反对贪
污盗窃和反对投机倒把活动。在党政群领导机关和文教部门,一般可分为两个阶段:充分发
动群众,以反对官僚主义为中心,结合反对干部生活特殊化,“洗手洗澡”,改进干部作风,
提高工作效率;在多吃多占、“走后门”等问题基本解决后,集中力量开展反对贪污盗窃、
反对投机倒把活动。1963年第二季度,市委首先在工业、财贸、文教、科学研究和农林水等
部门的31个单位试点。随后,分两批陆续铺开。至1964年第二季度,全市共有1380个单位开
展运动,占应开展运动单位总数的76.24%;参加运动的职工为32.85万人,占应参加运动
职工总数的78.64%。根据市委的指示,各单位从反生产和管理上的损失浪费入手,深入地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动群众揭露存在的问题,堵塞漏洞。同时,开展反对损失浪费活动,
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省委的要求,各单位在开展反对官僚主义之前,均划出一段时间,
集中力量检查干部中存在的多吃多占、“走后门”、生活特殊化等问题。据对116名市直属
党政机关部委办局和群众组织的领导干部及城市人民公社党委常委“洗手洗澡”情况的统计,
共检查出违反制度、多吃多占、“走后门”、特殊化等问题5021件,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三
年困难时期。据对82名局级干部和878名处科级干部的调查分析,坚持原则、艰苦朴素、廉
洁奉公、同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的,占5%和2.1%;基本遵纪守法、有少量轻微特
殊化问题的,占62%和86.1%;多吃多占问题比较严重的,占33%和11.8%。
  市委常委在检查生活特殊化问题的基础上,从1963年7月15日起,用11个半天的时间,
召开9次常委支部大会,认真检查常委个人和集体的官僚主义。9月17日,市委常委在全市党
员领导干部会议上做集体检查。之后,又分别召开部局级干部座谈会,征求意见。市委在检
查官僚主义表现的同时,还深挖产生官僚主义作风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并且
对如何克服官僚主义提出了整改措施。
  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以下简称“两反”)运动,大体经历调查摸底、放包袱、
发动群众检举揭发、查证核实4个阶段。市监委、市委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领导小组办
公室联合召开“两反”调查摸底工作会议,先后组织3600人进行调查摸底。在调查摸底的基
础上,各部门、各单位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组织干部和职工放包袱,解放大多数,孤立
“两反”对象。对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由领导上说明道理,讲清政策,促使他
们坦白,放“大包袱”。同时,放手发动群众,检举揭发;认真做好查证核实工作。
  在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的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市委组成领导小组,开
展了加强集市贸易管理,打击社会上的投机倒把活动的群众运动。整个运动分5个阶段进行:
全市抽调644名干部组成工作队,对集市贸易和社会上的投击倒把活动进行调查摸底;各城
市人民公社组织、训练5749名宣传员,向街道居民进行经济政策、遵守法律和两个阶级、两
条道路斗争的宣传教育。在普遍教育,提高觉悟的基础上,号召群众检举揭发,并且对有投
机倒把行为的人反复交代政策,促使他们自动坦白;对揭发出来暴利额百元以上的,按政策
规定进行查证核实和组织处理;针对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总结工作,健全制度。这个运
动历时7个多月,至1964年6月末,共立投机倒把案件14383件,结案13996件,占立案总数的
97.3%。在已结案件中,给予批评教育的13720件,占98.03%;给予经济处罚的255件,
占1.82%;给予刑事处分的21件,占0.15%。
  “中共中央两个文件”下发后,城市的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纳入了社教运动的轨道。
1963年12月,市委在34个单位开展面上的社教运动试点,向干部和职工宣读和讲解“中共中
央两个文件”。1964年1月20—24日,市委召开干部会议,组织主要领导干部进一步学习
“中共中央两个文件”,为宣读和讲解培养骨干。从1964年2月开始,全市组织4850名干部,
分别深入工厂、商店、学校、街道等,向干部和群众宣读和讲解“中共中央两个文件”。全
市听“中共中央两个文件”宣读和讲解的人数占应当听宣讲总人数的96.5%,基本上达到
了家喻户晓,有些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行为的人主动坦白交代问题。
  为了加强对城市“四清”运动的领导,市委成立了有第一书记任仲夷、书记处书记郭卫
人、郑依平、肖一舟和市委副秘书长王宏伟等10人参加的市委城市社教工作总团。下设14个
工作团、9个直属工作团、40个工作分团、410个工作队。1964年9月下旬到1965年8月,市委
从市直属机关抽调4640名干部,组成城市“四清”运动的试点工作队,进驻动力之乡人民公
社和9个点共60个单位,第一批开展“四清”运动试点。1965年1月31日至2月23日,市委先
后召开常委会议、全市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和学习《二十三条》,提高认识,纠正“左”的
倾向,讨论部署城市“四清”运动。2月24—25日,工作团党委召开会议,进一步讨论贯彻
执行《二十三条》的意见。根据市委和工作团党委的指示,各工作团、队反复学习《二十三
条》,认真检查工作中和认识上的问题,在总结面和点上经验的基础上,按照《二十三条》
“注意争取多数,孤立少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的要求,开展城市“四清”运动。6
月,抽调7887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驻308个单位,第二批开展“四清”运动。两批共进驻368
个单位,占应开展“四清”运动单位的19.55%。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运动中伤害了部
份干部和群众。在第一批开展“四清”运动的动力之乡人民公社的40个单位,认定领导班子
烂掉和基本烂掉的就有18个,占45%。在60个试点单位的1360名车间和科室干部中,被划为
“四类分子”的有112人,占8.2%。第二批开展“四清”运动的308个单位,认定有112人
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占干部数的2.9%。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于1966年9月13日社教运动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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