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8日，哈尔滨的这一天风沙弥漫，真有点使人站立不稳。也就是在这天，大约四、五百人汇集在位于中山路224号的天龙礼堂，在肃穆的大厅里，人们怀着依依的哀绪，向被鲜花簇拥着静息其中的逝者告别。送行的途中，人们望着车窗外旋飞的黄沙不由联想，这位刚刚和人们永别的老人的性格，多么象此刻的天时--朗朗铮骨，风云叱咤，刚正不阿，豪爽耿直。老天赋给他这种性情而生，又赋给他同样的天时而慰他长眠。
此时，客居异乡的原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尚且不知他部下的一位骁勇善将，在他的家乡--东北松花江畔，先于他找到自己最后的归宿，已经躺在中华大地沃土上静静地安息了。
东北汉子的少年时代
多难的中国，到了1900年，又遭受到一次劫难。这块丰饶沃土，一直被世界列强所垂涎注目，经过一番密谋，八国联军一股脑开进北京城。也就是在这一年的农历腊月十四，在中国北部辽东半岛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镇--海城西北十五华里不足百户的大王屯，一个男婴哇啦落地，他就是王肇治，取字权初。对于封建意识比较浓厚的中国农家来说，生下一个男丁自然是高兴无比，少不了日后地里干活又多了一个壮汉。
王肇治的家世，并非将门之后。几代务农，到了他祖父时期，带领三个儿子几经拼搏，积赚了几分家业，才由一个贫雇农家变成比较富裕的农户。兴旺的王氏家丁，尽管生计富庶了一些，但也并没有人出来为官，没想到数年之后，到了王肇治这一代，王氏坟莹地青烟燎绕，竟发迹出了一个行伍之辈--少将将军，此事后话。
在大王屯，他祖父的外号"王二罗锅"是无人不晓。虽然家庭旺兴，生计富庶，但是在当时的社会，土豪劣绅和贪官污吏，却不放过他们。每逢年节，都要命令他家向官府送猪送羊，平时狗腿子登门，稍有招待不周非打即骂。对王肇治少小时剌激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一个劣绅家死了一匹马，故意扔在他家的地里，反诬是王肇治祖父害死的。官司打到县里，自然是王肇治家败诉，赔偿损失不说，还受尽了侮辱。王肇治的父亲气不过，操起火种要去烧地主家的房子，被家人拦住。王肇治在回忆往事时曾说，我家的地和豪坤的地垅挨着，收成不但归他们，连豪绅家死了小孩也埋在我家地里。甚至路上的死人，也偷偷背到我家门口。家里的马车进城卖粮，走错路或未带车牌，就要被扣住几天。总之，就是豪绅和官府勾结起来，敲诈勒索，天上地下都没有老百姓的活路。
到了王肇治长到七岁的时候，父辈们看出这个小东北汉子有点机灵劲，再加上看清这个世道，萌生送娃读书的念头，便让他在乡里私塾学馆读书，一读就是三年。之后，又送他在本屯所办的小学读书。由于王肇治天赋聪慧，又学有长进，家里便索性供其读下去，这样王肇治又读完海城内尚家庄高等小学，并以较好的成绩升入海城唯一的县立中学，于1920年秋季毕业于该校。
东北军的少壮之士
还在王肇治中学读书的时候，他便对中国的时政有所知。诸如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先生倡导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以及讨袁之战、护国、护法运动等重大事件，都在他那颗幼小的心灵上得到萌示。王肇治目睹国家积弱，强敌欺凌、军阀混战，烽火连天，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深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盼望中国能熄灭硝烟，安稳生灵，同时探求自己的人生之路。
晚王肇治一年，同样出生在海城的少帅张学良，气宇轩昂，年少有为，风度翩翩，胆识独具，深得东北父老拥戴，这些也都为王肇治所倾慕，因此，1921年春上，王肇治便毅然投在少帅麾下，报名考取了奉天陆军军士教导队。
奉系军阀张作霖、吴俊升、张作相皆为土匪出身，但是精明的小个子张作霖到是头脑灵活，在军师的鼓励下，出于延揽人才，巩固统治的需要，下本钱，花力气，令其子张学良创建东北新军，并令讲武堂教官郭松龄助其一臂之力，共督军士教导队。因此当王肇治入教导队以后，就与张学良开始有了接触。在军士教导队，张学良和郭松龄几乎天天到队，亲自训练，讲课，教导士官不做贪官污吏，有时还留下来与学员们一起吃饭。
1928年6月4日，54岁的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在沈阳的皇姑屯，异地赶回的张学良料理后事，子承父业接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消息传到日本，在日留学的东北军士无不义愤填膺，也更加坚定了王肇治效力于少帅张学良的决心。
1929年，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学习三年的王肇治等毕业回国，在少帅张学良的钟爱之下，都各有升迁。王肇治被派往东北军第一旅37团当营长，驻防沈阳北大营。当时东北军共有四个军，即于学忠的51军，万福林的53军，缪徵旒的57军，王以哲的67军，还有何柱国的骑兵军。王肇治就在王以哲的第一旅任职。当时他一腔热血，想把部队带成真正有战斗力、能抵御侵略的部队。短短几个月，他所带的部队纪律严明，焕然一新受到张学良的表扬。
1930年11月，卓有胆识的张学良，有意把东北军的装备更新，便将东北军副团职以上军官，调集沈阳东大营，学习新装备及其在战术、战斗中的运用，王肇治被选派任中校教官。由于王肇治等人不断被晋升、重用，所以与少帅张学良的私人交往愈加密切，也频繁出入少帅官邸。少帅张学良为人非常宽厚，发起军威令人肃敬，平和起来与部下称兄道弟。一次当王肇治进入少帅官邸时，少帅很得意地对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说，"权初和我情同手足，是一条硬汉子。"当身为中校参谋处长官的王肇治彬彬有礼退出后，于凤至称赞道，"汉卿所言极是，权初果有非凡气质，日后必能与汉卿同操大业"。身高1.86米，足蹬43码鞋的王肇治，没有辜负两位夫人的厚望，在军中身先士卒，屡有建业。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向沈阳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挑起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在蒋介石"绝不抵抗"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更加猖狂，不上五日，几乎全部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千里山河。
蒋介石对"九·一八"事变完全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早在事变前，面对日军的咄咄攻势，就下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九·一八"事变后，又训诫"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在辽吉两省失陷后，蒋介石又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声明东北事件已诉诸国联，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全国军队，务须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由于当时政府的态度，使日寇更加有恃无恐，11月日军占领黑龙江，1932年1月占领锦州，总共不到三个月，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沦陷敌手。
由于"九·一八"事变，集训班解散，王肇治被派到20旅任中校参谋处长，在义县驻防。他到任后，立即组织部队构筑工事，防止日军的西进。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东北军被迫撤到关内。1932年长城抗战，王肇治任何柱国部109师上校参谋长，他率领部队在承德一线与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战，坚持了二个多月，最后还是撤退到北京附近的杨村。"何梅协定"签订后，张学良被迫出国"考察"，东北军被蒋介石调往内地去"剿共"。这时王肇治的思想极为苦闷，东北军有家不能回。
王肇治率部到湖北鄂西大别山，在麻城驻防，这里曾是徐向前创立的革命根据地，当时东北军将士目睹国破家亡的惨景，看到红军根据地的标语"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应向日本人去开枪"，许多人都落下了伤心的眼泪。王肇治在与苏区群众接触中，对共产党有所认识，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更加反感。
中国领土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抗日情绪日益高涨。东北军和西北军数十万官兵绝大多数愿意抗日。特别当听到东北流亡学生含泪唱起"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东北军官兵更是首当其冲，热烈响应"打回老家去"的口号，自然也包括王肇治在内的东北军将领，常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左右进言，劝告张、杨停止"剿共"内战，有着爱国之情的张、杨两位将军，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主张和全国人民抗日潮流的影响和推动，赞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6年2月，张学良在王以哲、赵镇藩的陪同下，赴洛川会见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克农，初步协定，停止对红军的战争，并屡次向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同年4月9日，张学良又与周恩来会谈，对此事王肇治等将领都认为，此行有王以哲军座护驾，安全绝无问题，与周公会面，定有大举。
此时36岁的少帅张学良雄才大略，办事甚是周密，在与毛泽东、周恩来书信往来，以及叶剑英秘密到西安的同时，少帅张学良又在西安城南王曲镇，将东北军军级以下108名得力将士集结，组成特殊训练连，以王以哲为连长，下设三个排，一排缪徵旒、二排关克仁、三排黄显声分别任排长。王肇治也参加了集训，训练两个月后，王肇治奉令去合水任111师631团团长。特殊训练连的组成，也是少帅张学良后来"西安事变"能够成功的一个基本条件。
1936年12月10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对蒋介石进行了仁至义尽的劝告乃至"哭谏"，但蒋介石毫无转悔之意。于是张、杨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
12月12日清晨，张学良、杨虎城在部下和人民的支持下，逮捕了蒋介石于临潼华清池，并逮捕了陈诚、蒋鼎文等几十名军政要员，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扣蒋当晚，张学良就密电任111师631团团长的王肇治，令其部立即急行军，由陕北太白镇赶至鹿县集结，候汽车奔西安，13日上午到达渭南县东的赤水车站，抵挡赤水河对岸的中央军28军。
骊山捉蒋，王肇治等东北官兵闻讯，无不拍手称快，因而在得到张学良密电狙击救敌令后，无不奋勇争先，英勇善战的王肇治鼓舞部下说:我等赤水之战必须成功，否则将无颜回少帅、面见关东父老，顿时631团军威大振，群情奋扬。
在渭南赤水的是樊崧甫和桂永清部，樊崧甫是国民党28军军长，系蒋的嫡系。桂永清则是蒋的十三太保之一，所率教导总队有"硬兵"之称。王肇治率631团于13日下午在赤水河岸与桂永清的教导总队交火，全团上下拼死力搏，几经鏖战，虽有伤亡，但终于挡住了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又打住了樊崧甫的28军。此战在军事上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在个人感情上，王肇治认为少帅之举合民心顺民意，作为少帅的爱将和挚友，理应效尽全力，即使战死沙场，也再所不辞。
在"西安事变"中，王肇治直接接触了许多共产党员，其中有他留日同学吕正操、解如州(解方)、刘澜波、于毅夫、郭维城等人，思想上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更通过"西安事变"，认识到共产党才是真正的朋友，才是真正抗日救国、挽救民族的英雄。他曾公开说，"共产党是我的朋友，蒋介石是卖国的"。同时他还请来两位共产党员来当秘书和译电员，一位是张苏平，一位是王维平。通过接触，王肇治对共产党联合抗日救国的主张十分钦佩。
12月2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帮助下，"西安事变"得到了和平解决，张、杨释放了蒋介石，张学良并亲自送蒋送回南京，可是张学良一下飞机，即被蒋介石扣押。张学良被扣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东北军上下的极大愤慨，与少帅感情笃厚的王肇治痛心疾首，借酒浇愁，大骂蒋介石。王肇治平日就有饮酒嗜好，由于思念少帅，心绪不佳，有时多饮一些，便在东北军内传出"王大酒壶"的绰号。从此，对张学良的思念，就成为王肇治终生的怀念。
西安事变，使蒋介石又气又恼，在对待东北军上采取又打又拉的方针。为了拉拢、收买张学良的部下，蒋介石封官加爵，提拔晋升，以示器重。1937年8月，王肇治被任命为112师少将副师长，后又调任111师副师长兼333旅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肇治率部在镇江、扬州一带驻守。
1938年3月，日寇矶谷连介集结重兵，向台儿庄进行疯狂的进攻，战斗异常艰苦。日本板垣师团为配合矶谷连介进攻台儿庄，向台儿庄东北的临沂逼近，临沂守军59军张自忠、41军的宠炳勋也打得很艰难。为了狙击日军精良的坂垣师团，王肇治率333旅，奉命火急在台儿庄东北进行策应作战。这一仗打出了王肇治部的军威，虽伤亡千人之众，但坂垣师团溃不成军，毁战车百余辆，尸横万余。4月7日，经过八个日夜奋战，日军两个精锐师团二万余人受到重创。台儿庄大捷，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通电全国嘉奖王肇治部，有"解临沂之困，壮本军之誉"之称。
王肇治为人禀性耿直，性格豪爽，与人极易相处，交朋好友，有求必应。在东北军期间，就结下许多挚友，许多爱国人士和地下党员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王肇治朋友中的地下党员许多都公开了身份，王肇冶仍同以往一样，与之和睦相处。中原大地沦陷后，王肇治率部留在苏北、鲁南一带，深入敌占区打游击，1938年2月，他与八路军东进支队司令王秉璋会晤，达成互相支援共同抗日的默契，双方军队相处三载，333旅与八路军毫无磨擦，共同抗日。在此期间，深明大义的王肇治曾向中共代表表示了要率部起义之意，由于时机不成熟，在中共代表劝阻下没有行动。
王肇治在鲁南打游击，经常支援八路军东进支队。一次王肇治部与日军遭遇，王肇治部奋勇作战，击败日军，并缴获2门75山炮，由于当时不好携带，就隐藏在一个山坳里，在王肇治的授意下，事隔几日，八路军悄悄取走了这两门山炮。此事被特务上报给军长缪徵旒，早想撤掉王肇治的缪徵旒，亲自找王肇治，质问他为何将重武器送给八路军，并指示他把部下所有的共产党抓起来，不服训斥的王肇治顶撞说:"共产党的脑袋也没贴贴，谁是共产党我不知道，要抓就请军长抓我吧!"这一下激怒了缪徵旒，他以资共嫌疑将王肇治撤职，送到西安软禁，后经取保释放。王肇治化装成商人，经人举荐到河南汤恩伯部任职。
王肇治虽然离开了333旅，但是这个进步的部队，在王肇治的好友、地下党员万毅的领导下，不久就率领官兵举行起义，参加了八路军，这支部队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38军的前身。
王肇治到河南，就任漯河驻防司令，在此期间，他与八路军保持秘密接触，不仅护送过许多进步学生去延安，还帮助八路军购买药品、弹药。他还利用自己的老关系与111师、112师官兵联系，搜集情报。同时在333旅起义期间，王肇治也提供了一些情报。在回顾这段历史时王肇治说:"我与在山东起义的我的官兵联系上了，但我不了解革命的真精神，没有去山东，仅作书信往来和情况介绍"。抗日战争结束后，由于蒋介石的排挤，王肇治空挂少将参议的职衔，却无所事事。他举家迁到济南，与解放区往来更加方便。1948年王肇治任国民党12军少将军官大队长，充州解放，王肇治下定决心，不回国统区。在华北统战部长陈同生的帮助下，他去华北军官训练团学习，接受进步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
原东北军将领的后半生
新中国成立后，王肇治经季方同志介绍，回东北参加了革命工作。他历任东北文物管理处科员，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总务处秘书，东北人民政府贸易部第二休养所所长，第一休养所副所长，黑龙江省商业系统职工疗养所主任等职。
参加革命工作后，王肇治决心要做一个对社会对人民有用的人。1950年8月9日，王肇治在自传中写道:"我虽是行伍出身，但我知道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国家的财富。我在沈阳故宫--东北文物管理处，每天带领工友把这些书晒好，由楼下搬到楼上，再由楼上搬到楼下，连续干了四个月，我的腿累得晚上连炕都上不去，但我向谁也不说，就是干，我每天比工友干得还多，一直到把书全都晒好，累是累，可是拿我做的这点事和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比，我可差远了，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努力学习，好好工作，争取下半辈子对人民能有点用。"王肇治的思想是上进的，毫无颓糜之感，这也是王肇治性格的可贵之处。中国共产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客观现实和革命实践的启迪，不断提高了王肇治的政治觉悟和思想认识水平，使王肇治逐渐感到温暖、愉快，心情也豁然开朗起来，每天都在不辞辛苦的工作着。
1956年黑龙江省开始筹建民革组织，王肇治作为负责人之一，为黑龙江民革的发展和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先后担任了民革黑龙江省第一、二、三届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四、五届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六届委员会的名誉主任委员，还担任了民革中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王肇治在长期的生活中，深刻体会到一个真理，就是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他曾经在列席中共黑龙江省五届四次全委会议在发言时谈到:"跟着江河走，就会找到大海，我是经过了几十年的经历，才真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我们真挚的朋友"。
1966年，又一次空前灾难降临在中国大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在"打倒一切"的口号声中，各民主党派都被迫停止了活动。在"怀疑一切"的疯狂声浪中，王肇治也没有幸免，被扣上"国民党残渣余孽""特务"等等大帽子，关进了牛棚。在那令人寒心的年代里，王肇治的身心蒙受了莫大的折磨和痛苦，老伴和子女被赶走，连赖以生存和栖身的一处房子也被挤占。但是王肇治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仍然坚信中国共产党，认为一小撮坏人是不会长久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民主党派带来了第二个春天，中国大地像久旱的禾苗得到甘露，开始复苏，生机盎然，党的优良传统得到恢复，统一战线工作也迎来了新的春光。
长期以来王肇治一直担任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民革的主要领导职务，为黑龙江省民革的建立、巩固和发展付出了很大心血，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省民革党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王肇治十分重视民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十分珍惜民革的光荣传统，经常教育民革党员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他经常用周恩来的教诲"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来鞭策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并教育党员高举社会主义、爱国主义的旗帜，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服务。
王肇治对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拥护，并身体力行，始终与党同心同德。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意见发表后，王肇治在座谈会上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民主党派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这样民主党派才有前途、才能真正为民族为人民做出应有的贡献。"针对改革开放后，社会上出现的一些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王肇治告诫民革的同志，中国不能实行多党制，民主党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协调合作，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在他的领导下，黑龙江省民革组织经历了多次政治风波，表现出高度的政治觉悟，在关键时刻与党保持一致，这与王肇治的领导是分不开的。
王肇治担任过许多重要的社会职务，他历任黑龙江省政协第四、五届副主席，省人大五、六、七届副主任，还是全国政协第五、六届委员，曾经担任过黑龙江省政府参事室主任。他不论做什么工作都竭尽全力，兢兢业业，对中国共产党怀着真挚的感情。他常常在主持民革会议时讲:"我们要始终与党同心同德，我王肇治算什么?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我王肇治的今天。"几十年来，王肇治胸怀爱国热忱，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对所担负的人大、政协工作尽职尽责，他提过许多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都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采纳。后来几年，王肇治虽然疾病缠身，精力难支，但他仍不忘省人大副主任的职责，坚持抱病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积极参政议政。已耄耆之年的王肇治，每天坚持收听中央电台的新闻节目，学习党的文件，关心国家大事。在闲瑕时间，他也经常外出视察，深人群众，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资料，向有关方面反映，象南岗建设街市场管理混乱、哈尔滨市公共厕所太少这样的小事，王肇治也放在心上，多次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促其改正。正因为如此，王肇治受到了群众的爱戴，许多人都说，老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关心群众的疾苦，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革命的优良传统。
王肇治一生赞同祖国统一，特别当"一国两制"理论的提出和叶剑英同志的谈话发表后，王肇治感到欢欣鼓舞，他说，祖国不统一，将是中华民族终生的遗憾。一谈到祖国统一，总能勾起王肇治对少帅张学良无限的思念。他多次感情深重地回忆起与张学良将军共处的情景，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亲自欢迎张学良将军归来，期望在海外和台湾的亲朋故旧能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努力，对祖国统一抱有坚定的信念。直到王肇治停止呼吸时，在他身边还珍藏着当年张学良将军送给他的一块手表和装文件的皮箱。
对于个人生活待遇，王肇治要求甚严、生活简朴，一切从实从简，他经常说，一个人不能贪图安逸享乐，他的卧室里挂着他自书的条幅:"要留清白在人间"，王肇治正是将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努力实践着自己。王肇治晚年已八十多岁高龄，但身边却没有一位子女，黑龙江省的历任书记杨易辰、李力安、孙维本都曾劝他把女儿从济南调到身边来，王肇治却多次拒绝，他说:"孩子们早已长大，能够自食其力，我虽然在哈尔滨孤身一人，生活起居有党和政府关心、爱护，照顾的很好，不需要他们的照顾"。每当王肇治的女儿，孙子来哈看他，他总是千方百计地让他们尽早回去，他说，你们看到我活得很好就行了，快回去，不要耽误工作。为此，他的女儿每次都是眼含着泪水，委屈的离去。
1983年7月，王肇治偶感不适，觉得自己举日无多，用笔写下了他唯一的一份遗嘱:
民革同志:
将来我死之后，不开追悼会，不要搞遗体告别。
医院同志认为我尸体有研究之用，供献他们，完了后烧之，不用骨灰盒，将骨灰撒到哪个地方均可。
特托
王肇治1983年7月12日
1987年4月，王肇治赴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偶尔发现潜血。对于88岁的老人，各方都十分重视，当即派人乘飞机护送回哈尔滨。经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检查为肠梗阻，但不排除其它疑病。后经全面检查，确诊为胰腺癌。
王肇治患病，大家都深为难过和不安。民革省委当即向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大、民革中央做了汇报，中共省委对王肇治的病情十分重视和关切，指示有关方面全力抢救、治疗。6月哈医大对王肇治进行了手术。王肇治病中，中共省委、省人大、省政协和哈尔滨市的领导及各方面人士，都到病榻前探视、慰问，希望他能早日康复，颐养天年。
苍天总是难以满足人们良好的愿望，1989年3月28日晨6时，王肇治以90岁的高龄走完了人生的道路，他的一生正像是自己座右铭所言"要留清白在人间"，他正是以自己的行动，实践这一目标，留给后人的是无限景仰、追思以及无限的启示……
王肇治病逝后，当清理他的遗物时，人们都感到十分惊讶，一个享受省部级待遇的老将军，竟然没有一件毛料衣服，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台黑白电视机和伴他一生张学良赠送的手表、文件箱。
1989年4月8日，由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协主持，举行了向王肇治同志遗体告别仪式。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孙维本、省长邵奇惠、省顾委主任王路明、省政协主席王钊，省委副书记周文华、王海彦，省顾委副主任张向凌，省人大副主任何首伦、王军、王玉生、张若先、杜殿武、嵇华，副省长陈云林、杜显忠、黄枫，省政协副主席张厘、王斐、郭守昌、李敏、傅士英，省委宣传部长戚贵元、统战部长孟传生，哈尔滨市政协副主席冯守田、曹慰农以及省、市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负责同志及各界人士，向王肇治的遗体进行了最后的告别。
对于王肇治的谢世，中共中央统战部、全国人大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厅、民革中央、中共黑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省纪检委、省军区及各部委办送了花圈。同时阎明复、朱学范、屈武、侯镜如、谷牧、郭维城、李力安、吕正操等领导同志也送了花圈，表示深切的哀悼。
原黑龙江省省长陈雷和他的夫人、省政协副主席李敏，饱蘸翰墨书下一挽联:
心怀刚正杀敌救国戎马驰骋关内外
气领浩然献身于民强牛奋蹄故乡中
这幅挽幛，也许就是东北三省父老乡亲，对一个叱咤风云大半生的东北军将领，所谱写的一首壮行曲！
王肇治的一生，是与中国共产党长期合作，肝胆相照的一生，受到了党内外各界人士的尊敬和爱戴。对于他的一生，中国共产党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充分的肯定，在王肇治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上，中共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周文华在代表省委致的悼词说:"王肇治同志的一生，是几十年与党长期合作，肝胆相照，共同奋斗的一生。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为祖国统一大业都做出了自己的重要贡献。他的逝世，使中国共产党失去了一位永远怀念的诤友，是爱国统一战线和民革的一大损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