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鲁迅是位举世皆知的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他以其犀利的笔锋、深邃的思想和坚硬的骨骼巨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史的演变，为中国的民族文化、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和平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作为一名普通的史志研究工作者，出于职业的本能，笔者在众多见仁见智的鲁迅研究大作中，隐约地窥探得一个被方志学家们几乎忽略了的东西一一这就是鲁迅对我国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事业一一地方志的贡献。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使用了儿千年的一种信息形式，是独具东方文化特色的产物。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我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并在充足的民族营养中成长，其体内始终流淌着极其浓烈的东方文化的血液。由于它兼容了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性，表现出扬善隐恶的赞美倾向，蕴含着史籍文化的诸多特征，所以一直能够为炎黄子孙们所津津乐道并得以代代相传。
鲁迅一生博览群书，治学严谨。早年时代，他就开始对地方史志产生了一种浓厚的兴趣。他一直认为，野史也好，方志也好，都是极其难得的宝贵财富，人们从中可以了解民情，熟悉民性，汲取营养，积累创作素材。毋庸置疑，他后来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中，对由于受封建文化观念长期吞噬而已麻木、落后、愚昧的中国农民的极为冷峻而严厉的责备，与他广泛阅读野史、方志等地方文献不无一定的关系。他曾说过，"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是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虽然说的是，责备农民是因为爱农民，是在于唤醒民众，却显示出他对民情、民性的极大悟性，而这种悟性正是源于他对地方史志的广泛涉猎和对风俗民情的博闻强记。他对《华阳国志》、《水经注》、《洛阳伽蓝记》这类书籍尤为重视，不仅反复阅读，而且竭力搜求校刊善本。他日记中有关与家乡绍兴修志委员会通信联系情况的简单记载，同样凝聚着难以释解的史志情结。鲁迅对地方史志的偏爱之情，着实溢于言表。
我国的地方志书卷帙浩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堪称世界一绝，仅现存宋、元、明、清四个时期的志书就达8200多种109143卷。鲁迅对这些封建社会时期编纂的地方志书，不仅努力索寻、广泛涉猎，还以严肃的态度进行科学的分析、认真的研究，准确地辨别其精华与糟粕，以进行或合理地吸收、或坚决地摒弃。他在《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一文中，就曾就旧志中那些虽不着边际、虚幻不定，却为了粉饰太平硬是拼凑而成的所谓"十景"、"八景"之类，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凡看一部县志，这一县往往有'十景'、'八景'。如'远村明月'、'萧寺清钟'、'古池好水'之类。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经浸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势力早不在'！'惊叹亡国病菌之下了"；而对旧志不惜篇幅，立所谓"烈女传"重墨表彰其贞节，热衷于宣扬封建主义的忠孝节义，鲁迅更是深恶痛绝。他深刻地揭露道："再来翻县志，就看见每一次兵燹之后，所添上的是许多节妇烈女的氏名，看近来的兵祸，怕又要大举表扬节烈了罢。"
鲁迅对旧志糟粕的批判，字字中的。这对于我们今天批判地继承旧志传统，科学地评价旧志价值，认真地进行方志探讨，及时地指导修志实践，仍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和很强的指导意义。
(二)
鲁迅对地方志的贡献还在于他身体力行，亲自参与修志实践，并且在实践中，对方志的形式和内容进行诸多的创新，对方志学的理论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
20世纪初，正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的鲁迅，遥望备受西方列强凌辱的祖国大陆，焦虑万分，遂决定与其同窗顾琅合作，以自己在江南矿务学堂学习期间所积累的资料为基础，广泛征集一切有关中国矿产资源的各种资料，尽快编著一部《中国矿产志》，让国人了解祖国的富饶矿产之所在，呼吁同胞们奋起保卫祖国的宝藏，以有效地抵御外强对国宝的觊觎和为此所进行的"探险"掠夺。他在《征求资料广告》中指出，"为吾国民后日开拓之助"，"惟望披阅是书者，念吾国宝藏之将亡，怜仆等才力之不逮……凡有知某省某地之矿产所在者，或以报告，或以函犊，惠示仆等"。他特别强调，要着重调查有无"外人垂涎"，以期引起国人注意，"不致家藏货宝，为外人所掠攘夺"。为了能够准确地绘制出一张矿产分布图，鲁迅几经周折，竟意外地从他的老师神保博士那里，借到了那张一直被日本农商务省地质矿山调查局视为秘本，并禁止出版的《中国矿山全图》。得手后，他连夜进行十二倍地放大复制。经过艰辛的努力，一部5万余字的《中国矿产志》"由鲁迅重抄，加以润色"，终于于1906午5月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另一说为1903年出版。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第一版周建人的《回忆鲁迅》)。这是迄今所知的由中国人自己编著的第一部记述全因多省矿产资源及其分布情况的专业志书，也是中国最早用近代自然科学论述我国地质矿产的科学著作。
《中国矿产志》设"导言"和"本言"两部分，计22章42节，论述了中国地质矿产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详尽地介绍了中国18个省份的矿产资源及分布情况。另附有《中国矿产全图》。
《中国矿产志》一改旧志传统之定式，首设"导言"，概述全书各章节内容，可谓别具一格，令人耳目一新；而在写法上，又置旧志传统的所谓"述而不作"于不顾，要害之处，重墨论述，则实在是创新大胆，不若俗套。通读全志，就志书本身而言，不仅形式新颖独特，立体感丰富，而且整体意识强烈，资料性与著述性相融，充分体现了作者对方志性质的准确把握--这就是我们至今才逐渐形成共识的关于方志应该是一种靠资料性的著述"这个结论，就志书的编著目的而论，鲁迅的指导思想十分鲜明。可以说，在当时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鲁迅是将地方志视作一种自卫的"武器"来运用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地方志功用的极力推崇，更显示出他善于驾驭我国各种文化载体的过硬本领。他在"导言"中，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揭露帝国主义掠夺我国矿产资源的卑劣行径，大声疾呼："我国民当留意焉。"他提醒国人道："列强将来工业之盛衰，几一系于占领支那之得失。遂攘臂而起，惧为人先。"于是便"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于是今日山西某炭田夺于英，明日山东各炭田夺于德，而诸国犹群相要曰：采掘权！采掘权权！"于是"行将见斧凿丁丁然，震惊吾民族，窳洞渊渊然，蜂房吾土地。""及尔时，中国有矿业，中国无矿产矣！"点睛之笔，何等之妙!
中国地方志的历史十分悠久。自秦汉时期形成后，其体例和内容在宋元时期即趋于完备，明朝已形成体系，至清朝达到鼎盛时期。民国以后，虽然军阀混战，却并未因此衰落而处于目前人们普遍所认为的所谓"低谷"时期。据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这期间的地方志约有1200种15000余卷，出现了如张其昀的《遵义新志》、黄炎培的《川沙县志》、余绍宋的《龙游县志》、傅振伦的《新河县志》、黎锦熙的《城固县志》等一批佳志、名志；出现了如李泰棠的《方志学》、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王葆心的《方志学发微》、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寿鹏飞的《方志通义》等诸多较有影响的方志学理论专著；还出现了如赵万里的《析津志》、张国淦的《武昌记》等100余种辑录古方志的专著。其实，民国期间，在辑录古方志方面，尤以鲁迅《会稽郡故书杂集》的影响为最大。
《会稽郡故书杂集》是鲁迅对浙江绍兴地方志辑佚整理出的一部最主要的著作。朱士嘉先生曾说过，绍兴的地方志，宋以前大都已失佚，几乎全无。鲁迅却不厌其烦地对自己家乡的史志书籍进行全面认真地查访，先后共辑录了会稽先贤、地理8种著作，并分别进行了认真的考证、抄写、辑录和校勘，并于1915年刊行。鲁迅为家乡绍兴的旧方志辑录工作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会稽郡故书杂集》，填补了绍兴地区旧方志的许多空白，有着极高的存史价值和研究利用价值。
《会稽郡故书杂集》一改宋以前旧志多以地理为主的倾向，以很大篇幅介绍名人轶事，以增强资料性，提高其史料价值。鲁迅在该书中，除作总序外，还分别撰写了8篇序文，对各书的作者生平、著述流传等情况进行简略介绍，对原书缺佚或不清楚的地方进行补订并存疑。他在总序中说，整理会稽郡旧志的目的是"用遗邦人，遮几供其景行，不忘于故"，"使后人有穆然思故之情"。
显然，鲁迅这里所说的"用遗"，指的是其编著之目的在于惠世于后人；"景行"，指的是要力戒旧志中不惜较大篇幅，极力宣扬"节妇"、"烈女"的倾向，要重墨表彰当地历史上的爱国英雄和贤能志士；"思故"，则是寄希望于后人能借鉴前人之经验教训，以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鲁迅所提出的"用遗"、"景行"、"思故"，对地方志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作用，它高度概括了地方志的主要功能，进一步强调了地方志的"存史"、"教化"、"资治"作用。现在看来，这与我们今天一直所强调的地方志必须是信史，必须服从并服务于两个文明建设，应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和国情教育的乡土教材等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由此可见，鲁迅对地方志功用的见解是何等的精辟入理。它对于我国新方志学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鲁迅对地方志的贡献是多方面的。目前，史志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和探讨述不很多，本文也仅只是初步探讨，因此难免挂一漏万。笔者不揣冒昧，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58周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