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排竖写，是对志书体例特点的高度概括。要修好志书，横排竖写都很重要。但两者相比较，竖写比横排更为重要，因为竖写的成败，往往决定志书的成败，竖写的质量决定志书的质量。为了更好地掌握竖写的理论和方法，指导修志的实践，我转录一段竖写比较成功的志稿作为例证，并加以诠释和阐述，供我们学习研究和借鉴。
新编《渭南县志》在记述农业生产中的棉花生产时，是这样进行竖写的：
渭南县元代开始种植棉花，先在故市一带，至明代已遍及渭河北部。据南大吉编《渭南志》载：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本县种植棉花48858亩，占耕地面积5．14％。品种为历代流传下来的茧花，俗称笨花，绒粗芒短，一般只能纺15支纱，亩产皮棉15－－20斤左右。清代，经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提倡，逐步发展起来。清末，大批"洋籽棉"引进本县，亩产提高到40－50斤，色白绒长，一般可纺32－40支细纱。民国初年上海日信洋行，在田市镇和县城大量收购棉花，棉价飞涨，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和品质有所提高，曾出现了短暂的兴盛景象。二十二年(1933年)，全国棉花因旱灾减产，上海多数工厂由于缺乏原料被迫停产，棉价飞涨，本县种植39．3万亩，平均亩产皮棉20.8斤，总产817万斤。不料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垄断集团，签订了一项"麦棉贷款"，美棉大量进入国内市场，本县棉花种植业遭受摧残。二十七年(1938年)，种植棉花减少到30.77万亩，平均亩产18斤。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军需棉量增长，本县种植面积又有大幅度的增加。三十三年(1944年)种植面积32万亩，因受旱灾、虫害影响，亩产皮棉只有七八斤。除每亩完纳赋棉2．8斤，其余留作日用外，所剩无几，而且政府规定统一棉价，农民不但不足以维持家计与差款之需，而且不能保本，故纷纷改种其他作物，到1949年，棉花种植面积缩减到21万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十分重视棉花生产，通过国家计划管理，面积一直稳定在30万亩左右，最高达36万亩……1961年，因工作指导失误和严重自然灾害，虽然棉花种植面积基本未减(全县种植33．9万亩)，但平均亩产只有26．8斤，总产913万斤。1963年，本县被定为陕西省棉花生产基地。此后每年，亩产量稳定在30－60斤之间。1973年，棉花大面积丰收，全县种植30．97万亩，平均亩产达86斤，总产2654万斤，创全县历史最高记录。1974－1978年，棉花亩产又徘徊在40－60斤之间。1979年以后回升，1982年全县棉花大丰收，种植35．46万亩，平均亩产82．1斤，总产32910万斤。同1949年相比，平均亩产和总产分别增长3．1倍和5．83倍。1983年，棉花种植35．36万亩，因遭严重的棉铃虫和秋季霭雨危害，平均亩产仅16．9斤。
这段竖写比较成功，它紧紧围绕棉花生产的兴衰起伏和发展变化展开的。记述了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棉花种植面积的变化，棉花产量的增减，棉花质量的好坏等情况，并记述了造成这种生产升降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等诸多因素。文章脉络清晰，因果彰明，为人民总结棉花生产的经验教训，探求其发展规律提供了可资借签的材料。其具体成功的地方有以下几点：
第一，依照竖写的基本方法，按时序记述了棉花生产的发端、发展、变化和现状的全过程，其间有始有终，有兴有衰，有发展变化，有现状全貌。志稿原文指出："渭南县元代开始种植棉花，至明代已遍及渭河北部。"这是记述棉花生产这一事物的时间和状况，是其肇始的上限。语言简捷，直溯源头。但也不难看出，还有小病可寻。文中用中国古代史上的"元代"、 "明代"的朝代名称来表述事物产生的时间概念过于笼统，历史的跨度太长，时间的伸缩性太大，从公元1271年元代的兴国到公元1644年大明的覆灭，其间共经历了373年的历史。用近乎四个世纪的历史期限作为种植的开始时间，其准确程度和可信性就值得研究了。如果能记出棉花生产开始的朝代，还能写出同一朝代的哪一年号的具体年份并夹注公元纪年就更好了。这也许是我们强人所难，因为作者并不掌握这方面的材料。
志稿从清代到民国三十三年一段的记述，是对棉花生产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记述。这里是把棉花生产自身演变的过程分两个不同历史层次记述的，即清代的发展变化和民国的发展变化。在这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棉花生产从种植面积、棉籽品质，到棉花的产量和质量等方面，记述文字都呈现出了事物兴衰起伏，不断发展变化的状态，而同一个大的历史层次的不同时期棉花生产又各自有自己的不同状况，如清代记述了左宗棠提倡种植棉花时和清末棉花生产的不同状况；而民国时期则记述了民国初年、二十二年、二十七年和三十三年四个时期棉花生产的情况，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同时期的棉花生产的发展变化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至1983年的记述，棉花生产发展的历史过程，则应视作棉花生产的现状，是棉花生产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继续，是断限内棉花生产全过程的尾声部分。这一段主要记述了当代社会棉花生产的全貌。记述了棉花种植面积十年稳定时期和1961、1963、1973、1978、1979、1982、1983年的棉花生产的发展变化情况。尽管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棉花生产也有起有落、有好有差，但总的看，棉花生产是呈上升趋势，是整个棉花生产的高峰时期，因为1982年的棉花生产同1949年相比，"平均亩产和单产分别增长3．16倍和5．83倍"。
第二，以棉花生产的发端，发展和升降为标志，按分期方法进行竖写。志稿依据棉花生产自身发展变化的阶段，先从宏观上记述了中国三种不同社会的棉花生产状况，即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元、明、清三代的棉花生产，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华民国的棉花生产，当代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棉花生产。从形式看，好象是以社会历史分期进行竖写的，其实不然。因为这些社会及其发展的各个时期也正是棉花生产自身发展经历的不同阶段，棉花种植始于元代，当然要从元代写起；棉花生产从清代逐渐发展起来，当然不会从明代起笔。这里的朝代概念，是事物发生发展的时问概念的表述。接着，志稿又围绕棉花生产的种植面积的大小，产量的增减和质量的升降，抓住变化的关键年份，分别记述了同一社会若干不同阶段的棉花生产起伏变化的情况。对于此，民国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棉花生产状况的记述最具有典型性。
第三，记述单位的内涵清楚，事物因果彰明。志稿是把棉花生产这一事物作为竖写的基本单位展开竖写的。记述的内容主要是棉花的种植面积，棉花的产量和质量等。毫无疑问，这些应是棉花生产记述的内容，记述单位的内涵是清楚的，而种植面积的增减，产量的高低，质量的升降，则是棉花生产发展变化的结果。这些志稿都有明确的记述。这种结果是怎样产生的呢?志稿又从政治、经济、自然等几方面交代了棉花生产发展变化的各种背景，棉花生产起伏的原因、棉花生产发展变化的脉络记述得十分明晰，因果彰明。民国时期棉花生产几个阶段起伏变化的记述，就是这样彰明因果的。民国初年，棉花生产一度出现兴旺景象，是由于上海日信洋行大量收购棉花，引起棉价飞涨，棉花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的结果。这是经济的原因。民国二十二年，棉花生产受到摧残，是由于国民党政府和美国垄断集团签订"麦棉贷款"，美棉大量进口的结果。这是政治的原因。民国三十三年到三十八年，棉花种植面积和产量锐减，是由于遭受虫灾，旱灾的结果。这是自然条件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1983年，志稿分八个阶段记述了棉花生产的发展变化。造成这八个阶段棉花生产起伏变化不同结果的原因有的是属于政治上的，即正确政策的指导和工作上的失误；有的是经济问题，有的则是天灾自然条件形成的。这些志稿都一一作了记述。志稿对于棉花生产成因的记述基本上是从政治、经济、自然条件的宏观背景上记述的，但对于造成事物结果的直接的微观原因记述的不够。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总的看棉花生产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发展的原因，我认为除了上面指出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棉花种植技术和科学种田的问题，如科学的选种育种和对病虫害的防治，等等。可是志稿在这方面却一字没提，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疏忽。
写棉花生产，不仅记事，同时对有突出贡献的人也作了记述。志稿指出："清代经陕甘总督左宗棠等人提倡，逐步发展起来"。虽略一着笔，却体现了志书的特点，以小见大，疏而不漏。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棉花生产战线上出现了植棉能手、英雄模范人物，他们对棉虫病的防治、解决棉铃落桃问题都有过很大的贡献，如能记述这方面一二个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更好了。
第四，体现了志书详今略古的编写原则。新编地方志，要求志书编写要详今略古，详近略远。这里的今，当指近代以来；其古，当指近代以往。而中国近代社会的发端应是1840年，以此说界定，1839年以前当为古，记述要略；1840年应为今，记述要详。对于1840年以后事物的记述，是详近略远的问题，而不是详今略古的问题；这就是说，当代要详于现代，现代要详于近代。新编《渭南县志》就体现了这样的编写原则。棉花生产的开始和初步发展的元、明、清三代记述得十分简略。元代，只记了开始种植棉花一句话，一笔带过，没有分期；明代也只记了嘉靖一个年号时期的棉花生产状貌；到了清代，则记了清初以后和清末的棉花生产情况，较前朝两代的记述就详些了。降至民国，中国社会发展到了近代，继而进入了现代，棉花生产的兴衰起伏也有了较大的变化。民国时期的棉花生产共记述了民国初年和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三十三年的棉花生产状况，较之古代元、明、清三代的记述就详细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了当代崭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志稿作者为了突出时代特色，独辟一段，分八个层次，稳定时期和7个年份记述了新中国渭南县的棉花生产发展变化的状貌，较之以往的记述就更详细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