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在辽北与内蒙边界地区进行煽动，制造民族分裂，声言日本帮助蒙古独立，并指使其豢养的蒙古王公带头叛乱，以致有不少蒙族世爵官吏受其煽动。在接近辽北地区的 内蒙哲里木盟有博王旗统领包善一，达尔罕王旗教育委员长韩色旺、甘珠尔扎布等，竟率蒙古武装攻打通辽。当时，哲里木盟各族统领中，威望较高、兵力较多的唯有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等人。包、韩已受日寇煽动，李、刘二人仍按兵未动，尚在观望。我是康平县人，其地邻接内蒙。我痛感于国破家亡，常与友人商讨救国政策，因思欲收复东北，必宣抚内蒙，共同抗日。刘振玉系我表侄，而李胜与刘振玉关系密切；又有我的亲戚蒙族关一清与韩色旺交厚，曾向我说可设法对韩进行宣抚；我的友人王子印系包善一的亲戚，友人张香阁也与包氏相识，都愿去说服包氏反正。在此情况下，我即向张学良献策，宣抚包、韩、李、刘四人，团结蒙汉民族进行抗日。张学良很是同意，即先令我邀请李胜、刘振玉两人。我即去东北将两人说服，并请他们来京与张氏会见。李、刘表示赤诚救国，并愿联络包、韩。张学良决定组织辽北蒙边宣抚专员行署，派我为专员；并委李胜、刘振玉为骑兵第一、第二路司令，归专署指挥。一九三一年十月中旬，我率行署人员到达通辽，成立了宣抚专员行署办公处。李胜、刘振玉由北京返回本旗后,立即整顿整顿队伍,到达通辽.我又派出王子印、张香阁、关一清等分别去说明包善一和韩色旺，邀他们来距通辽五十里的黑坨子村与我见面，揭穿日寇挑拨离间的阴谋。以后我又再次找韩色旺深谈，终于先后说明包、韩抗日，我给他们分别请委为辽北蒙边骑兵总司令和副司令。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李胜、刘振玉、包善一、韩色旺等部接受改编后，我即令他们一面整训部队，一面分头发动和地民众参加抗日。当时通辽、辽源（今双辽）、彰武、开鲁、康平各县，蒙汉两族民众不甘心当亡国奴，闻讯遂风起云涌，纷纷自动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后收编了辽源地方民团等武装，改编为三个独立支队。
日寇得知我行署改编了李、刘、包、韩等部队，粉碎了他们挑拨离间的阴谋，并见到各地群众纷纷起义响应，乃蓄意进攻。当时我方开会研究，认为守城无益，行署暂移开鲁，令李胜、刘振玉两路部队先向敌后进行游击，待予敌以打击后即转移到开鲁。
侵占我通辽县城的日寇指挥官为松井大佐，他是煽动蒙古独立的主要人物。一九三二年初春，松井大佐带日寇四五十名，并甘珠尔扎布伪军五百余名，进犯开鲁。我方刘振玉司令侦知，即会同热河驻军崔旅长以下六百多人埋伏于开鲁之东，抬头营子附近，待敌接近时突然加以猛击，同时另以百余骑兵，由侧面猛冲。甘部伪军见我军英勇，即一哄而散，松井大佐在押赴途中，因士兵对他恨之入骨，即将其枪毙。
日寇在抬头营子失败后，驻通辽的日军守备队长羽山，即调集日伪军七百余人又前来进犯开鲁，我刘振玉部侦知，即迎击于王家油房，由拂晓激战至天黑，予敌以重创。但我军弹药不足，不能与敌进行胶着战，刘即留下一连进行抵抗，其余转移，并通知城内崔旅长出兵夹击日寇。我军留在王家油房的一连人当夜未能退出，与敌展开血战。日寇有八十多名，领先其优越装备冲入村内，我军官兵看见日寇分外眼红，当妈英勇拼杀，子弹已尽，妈白刃相交，或以砖头、石块杀敌。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夜间，日寇八十多名，仅逃生六名，其余全部被歼：我军该连官兵七十多人，也只剩下五人，余皆壮烈牺牲。
一九三二年五月，辽、吉、黑、热四省民众抗日后援会在开鲁设立分会，分会委员长何清明传达总会命令，把辽、热两省划为五个军区，派我兼任东北义勇军第五军司令，管辖区域为辽西、辽北二十余县。我即召开会议，将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部改编为第一、二、三、四梯队，后又收编解国忱、刘海泉两部民团武装为第五、六梯队。
改编后，我部受救国后援会指示，为推进抗日工作，先后攻打了通辽和辽源县城，并收复了康平县城。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日寇第十六旅团川原劲所部及彰武、法库、昌图等县伪军六千人，大举进犯康平。我指挥军民经数昼夜抵抗，敌人才推进到县城附近。因县城无险要守，我军只好向开鲁转移。我为会同康平东杜家窝堡一带民众武装一同转移，在前往该地时，因天黑误入敌人已经占领的扎家窝堡村，同行四人均被敌人俘获。我被俘后，义勇军第五军区各部于一九三三年参加了热河抗战；热河失守后，李胜、刘振玉率部前往察哈尔参加了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韩色旺被日寇捕获两次，始终正气凛然，不为日寇威胁所动摇，最后死于辽源狱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