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党在东北领导全体党员和一部分进步群众，以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气概和不屈不挠、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经常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并不断地给它以各种各样的打击。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比"九一八"事变以前，确实大得多。但是，和有利的反日客观形势比较起来，我们的成绩显得太不相称！面对着各种各样风起云涌的抗日武装队伍，我们还无法团结影响他们，更谈不到领导他们的。蕴积在东北人民中无穷无尽的仇恨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我们没有广泛的组织领导他们，把人民的反日怒火普遍燃烧起来……再者，日本帝国主义，不只是军警宪的力量是庞大的，而且对付我们是很狡猾的，豢养的特务走狗也是很多的。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以为我们党在北满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经我们在哈尔滨发动了几次群众斗争，暴露了我们的力量，引起了敌人的极大注意。加强了特务暗探的活动。这样，使我们感到敌人的大破坏是很难免的。那么我们怎么办呢？除了教育同志谨慎小心，提高警惕，加强秘密工作的制度和纪律而外，找不出其它办法。以上这些实际问题都存在着，要求我们能够予以解决。可是省委，以我而论，是没有能力解决这样重大的问题的。
恰在这个时候，大约在一九三三年三、四月间，"一二六"指示信从莫斯科送至东满特委（应为吉东局），由东满特委书记老孙(孙广英) 同志亲自带来送交省委。指示文件是用药水写的，经用药水涂出后，我和何成湘(省委组织部长)、老曹(满洲总工会职委书记)几个同志共同看了一遍，文件的后面署名中央。我们决定立即交同志们复写，分发省委负责同志阅读、研究，并准备讨论。在阅读、钻研文件过程中议论纷纷，各有各的看法，各有各的说法。有的认为这个文件是假的。理由是：既然是中央的指示，为什么文件不是来自上海，而是来自苏联，我们和中央并没有失掉联系，而是经常有交通来往，这是一；其次，有的同志认为指示内容和过去中央文件的精神不同，不是假的是什么?有的认为这个文件是真的。理由是：这个文件的内容比较适合满洲的情况，中央有代表团驻在第三国际，中央驻国际代表团与上海中央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代表团在国际领导机关指示、帮助下，根据东北实际情况起草指示后和中央交换意见，以中央的名义给我们指示，并不违犯什么原则(当时我们还不知道中央在一九三二年下半年迁到了中央苏区，上海只是中央局领导白区工作。这种情况还是我调回上海分配工作时才知道的)。根据老孙同志说明文件如何从莫斯科来的，怎么样交至东满特委的，讲的合情合理，深信这一指示文件是真的，而不是任何方面伪造的，或者是那一方面的政治阴谋，假借中央的名义来制造混乱。在开会讨论时，经过一番争辩，认为文件是真的，这个问题得到了统一认识。但第二个问题的争论接着产生了。争论的焦点是全部执行这个文件，还是部分的执行?以×××同志为代表，认为在南满磐石、海龙地区，群众基础强些，红军三十二军的旗帜早已打出来，在群众中有很大影响，因此,在那里仍然要搞红军、苏维埃，其它地区则搞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我和老曹、白杨(金伯阳，满洲省委工部长)，李泽民(满洲省委民族委员会书记)、老季(又名吉密满洲省委军委书记)认为文件的精神，是从整个东北情况出发的，是决定整个东北革命运动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并没有规定可以保留红军三十二军，仍然可以搞苏维埃。相反，指示明确指出在东北为了抗日反满，应该进行统一战线，发展抗日罢工，领导农民反日反伪满斗争，建立人民革命军、人民革命政府。这是一整套反日反伪满的战略任务，应该全部贯彻执行，而不应该只是部分的执行。
会后，我们把讨论的情况，对指示的看法，请求中央给我们指示，并请求批准我们执行这个指示。但上海没有给我们答复。客观要求我们面对现实，形势发展很快，不允许我们犹豫徘徊，所以．在省委会上提出召集省委扩大会议，传达讨论这个指示，以便坚决贯彻执行。这次扩大会议杨靖宇同志因为战斗频繁，无法抽身前来，会后他抽战斗空隙来哈尔滨当面谈过指示的精神，以及如何在那里执行这一指示。冯仲云同志没有赶到。参加这次会议的除我和何成湘同志而外，有：老曹、老季、白杨、刘明佛(团省委书记，后叛变)、詹大权、老罗(省委秘书长)，东满特委书记老孙、奉天特委书记杨德如(已决定他去奉天担任特委书记，会后即离开哈尔滨去奉天)，珠河中心县委书记老崔……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的决议。这是执行"一二六"指示的开始，时间大概是在一九三三年五月间。会后，一面报中央，一面派白杨同志到莫斯科去("一二六"指示信送来后，又从东满转来莫斯科信，要我到莫斯科去商讨东北问题，省委所有负责同志都认为我应在这个时期，以全力主持东北工作，不能抽身前去，共同决定派白杨代我去)向中央代表团汇报东北工作，并请求给我们以详细指示。可是上海中央仍然没有对我们的扩大会议和扩大会议的决议以指示，直到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成立宣言，在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刊登后，才算批准了我们执行"一二六"的指示。而白杨同志回哈尔滨，只是传达了中央代表团产生"一二六"指示的经过，要我们坚决贯彻执行。
"一二六"指示信的精神，主要的肯定了东北的特点，规定了反日反日伪满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在东北不搞红军、苏维埃，而是建立人民革命军和人民革命政府。这个指示，为我们指出了新的奋斗目标，较之北方会议的决议，显然是比较合乎东北的实际情况，给我们工作的转变以必要的依据，也给东北党同志以兴奋。其深远影响，成为以后党在东北建立起来声势浩大的抗日联军的政治基础。
但是，也应看到，"一二六"指示信仍然存在很多重大的问题，因此，给以后东北的党在领导东北革命运动中以不良影响。
首先，"一二六"指示信没有指出东北党过去执行的是"左"倾冒险主义，而只是根据东北一些情况，提出来一些必要的转变（这些转变，使我们在反日问题上从"左"倾关门主义的孤立作战中有些改善）。可是，没有提出反对北方会议后在东北执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也不可能肃清"左"倾冒险主义的行动。因而我们在东北依然以大城市为进攻的中心，依然以组织对日罢工为主要任务。省委领导机关依旧摆在强大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之一哈尔滨，所有工作人员，既没有职业，又没有合法的身份做掩护，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随时有被逮捕的可能。在城市工作中，根本不懂得如何利用机会进行合法斗争。而我们老是满足于贴标语、散传单的工作方式。满洲省委编印的"满洲红旗"经常到处散发。呼海铁路沿线，常常动员全线同志和赤色群众，一夜晚把我们省委的标语、传单都张贴出去，空间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只是暴露党的力量，给群众以赤色恐怖（一个时期，因为我们那样办，敌人经常命令停国，搜查每个乘客，老百姓因而不敢坐呼海路的火车）之感！也充分表现我们"在"倾冒险主义者的愚蠢和幼稚很很！
第二，"指示信"指出了反日反伪满的统一战线，我们党领导的 武装队伍可以和各方面的抗日武装订立攻守同盟，这是必要的和正确的。可是对在东北的各个抗日阶级、阶层，没有规定争取团结的政策，对瓦解敌人，特别是对伪满军政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没有提。就满洲省委所有负责同志当时讲，都没有能力解决如此重大的问题。我们面对着各种各色的抗日武装队伍，只能提出与之订立攻守同盟，再也找不出任何政策作为依据。我们面对着伪满洲国各级军政人员的动摇、不满，谁也不敢设想争取他们。
第三，指示对军事方面的战术，只字没有提及，而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术思想，从来没有传播，让我们知道一、二，情况电会好些。当时，我们确实十分无知，为什么不请求中央从南方根据地调若干名党的、军事方面的干部到东北加强领导?即使不可能调来，我们也应向中央请求批准我们选派几个得力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学习。一年多，我们在军事上完全是凭着革命的热情，摸索着走路。
第四，如何建设抗日根据地，以及在建设根据地中的各种政策、指示也没有提及。因此，人民革命政府究竟如何建立，如何组织，人民革命军如何组织等等一系列问题，都摆在我们面前。我记得，我快要离开东北之前，曾经拟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法草案和一个人民革命政府组织条例草案，打算交省委会议讨论修改，送杨靖宇同志那里研究讨论，提出意见，再行修改，报请中央批准后施行。 因为中央催我迅速到上海， 来不及在省委讨论，只是把草稿交省委处理。当然，建设抗日根据地，包括许多复杂问题，需要在斗争和战争的反复实践中，才能创造性地解决这个重大问题，绝不是一级组织法和组织条例就能解决问题。但我们在当时确已感到抗日根据地问题已经摆到议事日程上，试图解决这个问题。指示信中没有提及如何建设抗日根据地问题，这不能不对东北的抗日斗争发生重要影响。
尽管"一二六"指示存在以上这些重大问题，但在东北革命活动史上，毕竟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如前所述，以后东北抗日联军的组成和发展，在抗日战争中所起的作用等等，都和"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有关。我还在东北时，党把红军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改编成为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向全东北发出庄严的宣言，号召整个东北的反日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队伍，在宣言提出的三个条件下订立抗日战争攻守同盟，与之合作抗日。当这个宣言发布以后，许多抗日武装队伍对我们改变了看法，派代表和我人民革命军接头，商谈订立抗日战争的攻守同盟问题，团结了不少的抗日武装队伍，改变了孤立作战的局面，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这个宣言轰动了很多抗日武装队伍，鼓舞了不少东北人民，同时，就我们当时所得情报，也给了敌人以相当大的震动，认为共产党这样办，对它是一个很大的威胁。从这里，可以充分看出路线和政策，对我们党的事业是何等重要!
总之，这段时期，党坚持了反日斗争，高举武装抗日旗帜，使东北人民看出中国共产党确实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锋。中国共产党在东北为了抗日，真正做到了艰苦奋斗，前仆后继，英勇牺牲。共产党人为了抗日，为了捍卫东北人民的利益，为了拯救民族危亡和社会解放，在白山黑水间，洒遍了鲜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