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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日武装斗争回忆片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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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一九二八年起就在东北作党的地下工作，一九二九年中东路事迹后离开东北回到上海党中央机关。一九三○年又被派往东北，任满洲省委宣传部长，并兼任过省委秘书长和奉天市委书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时，我正在满洲省委工作。我所能够回忆到的关于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我党号召抗日武装斗争和抗日武装队伍建立；第二部分是抗日武装斗争使东北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前途；第三部分是我在抗日部队的日日夜夜。
（一）我党号召进行抗日武装斗争和抗日武装队伍的建立。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满洲省委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九月二十日又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作、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九月二十二日做出了"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据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这些文件迅速而明确地指出："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事件，"是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政治总危机空前剧烈的基础上相互矛盾更加尖锐化露骨化的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现其'满蒙政策'，'大陆政策'，为挽救日本的命运所必然采取的步骤。"文件还严正谴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号召广大群众罢工、罢课、罢市，发动群众斗争反抗日本侵略。满洲省委对事变的发生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省委的同志在革命活动中早已观察到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东北的各种阴谋活动，并预感到日本的军事侵略已经迫近了。早在一九三一年春天，中央在满洲的巡视员罗登贤同志及满洲省委就将这些情况向中央反映汇报过。"九一八"事变四个多月以前，一九三一年四月二十日省委给中央的报告中又详述了日本在东北各地驻军，修军营、工事，组织军事演习及不断增兵的情况，并且肯定地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活动，要发展到"直接占领满洲"。
省委以后又收到了九月二十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分别为满洲事变所发表的宣言和九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表的"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决议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的原因、日本武装占领满洲的根本目的，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号召"在满洲更应该加紧地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的打击"。看到这些文件后，使满洲省委的同志更进一步认识了军事斗争与建立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迅速坚决地贯彻执行。从十月份起省委就派遣党团员干部和从反帝大同盟、互济会、反日会等党所领导的团体中选派一些骨干，到义勇军中去工作或组织自己直接领导抗日队伍，这些工作由省委领导同志分工进行，记得我曾和杨靖字、童跃荣等同志谈过话。除抽调干部外，省委还积极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参加义勇军。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虽曾下令不抵抗，拱手把我东北大好河山让给敌人，但东北广大民众和部分爱国官兵对这一畏敌如虎、任人宰割的命令却置之不理，而用各种名义自发地组织救国军，自卫军、反日总队等许多武装队伍，进行抗日活动。人们把这些抗日队伍通称抗日义勇军。义勇军之所以能够迅猛地发展，掀起了大规模的抗日斗争，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政策，及"武装起来把 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东北"的号召，迅速得到了东北爱国民众的响应，对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兴起，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些抗日义勇军在组建中也得到了党的领导或协助。
（二）抗日武装斗争使东北人民看到胜利的前途。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末，因叛徒告密我被捕了，没有能亲眼看到抗日义勇军和我党直接领导的抗日队伍发展壮大和战斗的情况。但是在狱中，在这个关闭的特殊的小天地里，仍然可以听到一些消息，了解一些情况，并从中做出重要结论。首先使我惊喜的是，共产党在狱中的威信很高。有些事使我深深地体会到这点，"犯人们"由于深恨日本侵占东北，私下很爱谈论东北义勇军以至南方工农红军的消息。他们在私议中不仅表示对共产党和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很佩服，而且盼望有一天中国共产党能"取得天下"。
"共产党将得天下"的看法不仅在犯人中有，在狱吏中同样有。例如，有一次有些共产党员在监房唱国际歌，狱吏出面干涉，但所说的话却是"我知道你们都是干大事情的，但既到了监狱，是龙也要盘着，是虎也要卧着，现在在这里，不要'打它个落花流水'了，天下有一天会是你们的，到那时，兄弟情愿跟着你们，马前马后为你们执鞭垂镫。"有的看守还不止一次地谈论，"满洲国长不了"，说将来苏联的红军从北边来，中国的红军从南边来，两边一夹攻，满洲国就垮台了。看守们还传说一个爱国故事，说有一批青年从南方来东北找义勇军，由于没有经验，一下火车就被捕了。在审问姓名时，一个女青年说她叫"大爱国"，并慷慨陈词，一身正气，传说者表示对她非常钦佩，后来又传说，当她知道狱中有共产党时，很想见见，以便今后能得到共产党的领导。这种传说后来都证明是真的。在日伪统治最严的监狱里，竟能听到佩服共产党的议论，寻找共产党领导的故事，以及"满洲国长不了"，"天下将来是共产党的"这样的预言，无疑可以说明，东北人民已预见到抗日武装斗争胜利的前途。
（三）我在抗日武装队伍的日日夜夜。
一九三四年，溥仪登基当上伪满洲帝国皇帝，对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刑的政治犯实行特赦。于是，我于七、八月间被释放出狱。出狱后，我又担任了满洲省委组织部长。
同年十一月、十二月间，省委派我以省委代表的身份来到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并兼任这个支队的政委。主要任务是解决司令赵尚志与省委、珠河中心县委间的意见分歧以及哈东支队领导之间的矛盾。这时赵尚志已被开除出党，我在珠河下火车后，到接头地点接上了关系，然后带我到珠河中心县委。当时赵尚志带领部队正在外边活动，不在珠河，所以我首先着手解决县委的问题。县委的同志一见到我就做自我批评，说任务没完成是消极怠工等等。通过对话，我了解到，县委的绝大多数的同志都是非常好的同志，他们积极努力地工作，不能完成省委下达的任务的主要原因是省委提出的任务是主观主义的，不是实事求是的。我对县委的同志讲，能做的事不去做，工作消极，不努力，才是消极怠工；你们没有完成任务另有原因，不是你们消极怠工，并鼓励了他们。同县委的同志开会以后，赵尚志也带队回来了。我同他们连续开了几次会(可能在三股流)，把部队的问题全摆了出来。有一天，我们正在开会的时候，日伪军就来"围剿"了。敌人每到一处，首先放火，无数的民房被烧毁，大批无辜的群众被杀害，山沟里顿时狼烟滚滚，火光烛天。但同时也使我们借火光看到敌人已走到何处，并正在向何处走。我们在山头上与敌人一直打到半夜，才冲出包围圈，转移到别处。战斗结束后继续开会，双方都充分发表意见后，我感到，赵尚志与省委、地方党委及部队领导之间矛盾的焦点，就是在如何执行省委的决议这个问题上。当时省委由于受"左"的路线的影响，曾不切实际地提出要彻底粉碎敌人的冬季大"讨伐"，不准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等口号。县委和部队的一些同志主张要坚决执行省委决议，但赵尚志持不同意见，他提出应比较实事求是地、灵活地执行决议。因此，省委就批评赵尚志右。而且那些坚决执行省委决议的同志，也由于完成不了任务而被省委批评为右倾。通过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我认为，在当时，要想在珠河一带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由于敌人数十倍于我，"不准敌人进入游击区一步"，也是不切实际的。因此，省委决议是根本无法实现的。后来，我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给省委写了报告，省委也同意了，还恢复了赵尚志的党籍。
哈东支队的前身是珠河反日游击队，它是一九三三年十月建立的。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许多农民、工人、学生、知识分子都参加了这支队伍。当时，抗日救国是很得人心的，因此，珠河游击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有一些伪军也同情游击队，经常在暗中帮助游击队。我在部队时，就有很多同志跟我讲，过去敌人"围剿"我们时，经常有一些伪军事先与我们约好，他们在进攻时朝天上打枪，撤退时把枪和子弹留下点，这也给了我们一些支持。
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我们的部队的斗争环境是相当险恶的。战斗异常频繁，敌人一发现我们的踪迹，马上就来"围剿"，因此，部队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几天，经常转移作战。部队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主副食就是苞米碴子和土豆，有时甚至连这些东西也吃不到。这些东西都是山里的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送给我们的，否则，我们在山里根本无法生存。
虽然我在珠河只工作了短短的两个月，但珠河的干部战士忘我工作的革命精神，英勇杀敌的顽强作风，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高贵品质，都使我永生难忘。
一九三五年春，省委来信调我回去，不久，省委派我去苏联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世界大会上，我的发言介绍了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情况。东北人民英勇抗敌的事迹是各国共产党所高度重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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