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一、民国时期
珠、苇两地设治前，捐税征收事宜隶属同宾县。1922年(民国11年)珠、苇设治后，即开始单独收税征捐。民国时期的税制，分为国家赋税和地方捐两大类。
(一)、国家赋税
国家赋税包括田赋、契税、税捐、印花、木石税。
田赋 田赋即土地税。1916年(民国5年)，吉林省公署在一面坡设同五荒务处，勘放27处官荒(在今尚志县境)。但因地方不靖，垦民稀少，未能依限开垦成熟。珠河设治时，仍无定额征收田赋的确切数字。为此，吉林省财政厅于1925年(民国14年)冬发训令，限珠河县速予核查。珠河县经核查，始按土地3．5万垧，每垧征收税率5角上报额征田赋。由于珠河境内地主对垦户有开地5年后始租的习惯和国家田赋有6年升科(开荒第6年交土地税)的规定，直到1928年(民国17年)，征收实况仍未达到额征地数。
苇河设治时，应征田赋为1 329．97响。设治局知其有误，故从1926年(民国15年)开始实查田亩，田赋渐增多，至1928年(民国17年)，额征地数达4000多垧。
契税 契税即典、买田宅契价征收的捐税。规定买价收6％，典价收3％，另加收契纸费。1925年(民国14年)至1928年(民国17年)，珠河一地契税(包括契纸费)总收大洋计84 881．965元，年均21 220多元。
税捐 税捐包括公粮、工商业税和各种杂税。民国时期珠河税捐以大豆为大宗，每年约占全税额的6／10，卖钱销场(即销售税)占2／10，杂税如苞米、高粮、黄烟、杂酒、兽皮、元蘑、木耳等类占2／10。1927年(民国16年)、1928年(17年)统计，珠河县税捐收入分别为大洋269 500余元和305 400余元，均占国税总额的80％以上，是国税的主要来源。
印花 印花即由政府出售，贴在契约、簿据、凭证上面作为税款的一种特制印刷品，全称印花税票。1924年(民国13年)至1928年(民国17年)，珠河县年收印花税大洋约2万元。
木石税 1924年(民国13年)至1928年(民国17年)珠河境内年收木石税费约6 000元。
以上各税据1928年(民国17年)统计，共合大洋约367 270元。
(二)、地万捐
地方捐制度混乱，名目繁多，各地各县也不尽统一，且朝更夕变。1923年(民国12年)苇河境内的地方捐共20种。1928年(民国17年)珠河县公开征收的地方捐也有18种。
以上捐税基本上出自农业。
苇沙河设治局1923年(民国12年)和珠河县1928年(民国17年)地方捐征收税种及征收实况如下表(附表)
二、东北沦陷时期
"九·一八"事变后，为满洲国财政部于1935年(伪康德2年)开始简化国税制度，制订地方税制改革方案。新税制于1936年(伪康德3年)1月1日正式施行。
改革后的地方税，采取了国税附加税制度与特别税制度并用的办法。新的税制税法，形式上简化了税收种类，实行统管明征，但实质上无论国税或地方税，每一个税收种类中不公开的具体项目颇多，私设暗征现象严重。尤其日本侵略者为维护其殖民统治，极力扩充军队、警察、特务叽关及其他机构。日益庞大的经费开支，使他们不得不强征乱派各种苛捐杂税以摆脱财政上入不敷出的困境。
1937年(伪康德4年)，即施行税制改革的第二年，在珠河、苇河两县公开征收的国税和地方税科目多得惊人。具体科目如下：
国税
1、田赋：大租；
2、契税：契税、契纸费；
3、出产税：货物税、山货皮张税、油粮税、豆税、细粮税、杂粮税、米谷税、斗税、粮石税、豆饼税、木税、木植税、鱼税、参税；
4、营业税：营业税、牙当税、帖照税、牙帖税、当帖税、斗秤税、油榨税；
5、牲畜税：屠宰税、五成肉税；
6、烟酒税：烟酒牌照税、统税、麦粉统税、印花税；
7、杂税：火柴公卖税、粮食交易税、五厘杂款；
地方税
地方税具体划分为营业税附加捐、矿区税附加捐、矿产税附加捐、木捐、房捐、街基捐、户别捐、自动车捐．灵柩车捐、手挽车捐、人力车捐、自行车捐、农业用大车捐、屠宰捐、观览捐、庙捐、吱捐、戏捐、鱼捐、船捐、不动产取得捐等21个科目。此外，不公开的乱摊、乱派、乱罚等临时性捐款无法统计。
珠、苇两县历年国税征收实况无系统资料。现将珠、苇两县几个年度地方税征收实况列如下表：(附表)
统计表中，珠河县1937年(伪康德4年)比1932年(伪大同元年)的地方税增加了1倍。苇河县增加了5．6倍。这个时期的国税与地方税仍主要依赖于农业，所以两县近8万农民历年都要承担全部租税的90％以上。
三、1946-1985年
解放后至1949年，全县征收的国税除农业税外，主要是产销税。征收的地方税主要有屠宰税、牲畜交易税、印花税等。每年各项税收(包括农业税)不超过5万元。税源主要来自农业、森林采运业和畜牧、土特等副业生产。
1950年1月，政务院(即现国务院)颁布了《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建立了国家税收和地方税收的全国统一税制，共设税种14个。尚志县实际征收各种税7种，其中国税(除农业税)3种，即货物税、工商业营业税和工商业所得税；地方税4种，即印花税、屠宰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和特种消费行为税。到1952年，全县各种税收(包括农业税)达19．3万元。
1953年，我国开始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为充分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以适应有计划、有步骤、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政务院按照"保证税收、简化税制"的原则，对原工商税制进行了若干修正。主要目的是简并税种，减少纳税环节和征收手续。实行了商品流通税，简化了货物税，修订了工商税，取消了特种消费行为税，开征了文化娱乐税。这次修正后，全县征收的国税有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工商所得税4种；地方税有牲畜交易税、屠宰税、印花税、文化娱乐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和利息所得税6种。此后5年中由于国营和集体工商业共同改革，取得了比较好的经济效果，税收有了较大增长。1957年，全县各项税收(包括农业税)达180．2万元，比1952年增加8．3倍。国营和集体企业已成为税收的主要来源。
1958年，为适应当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国家再一次进行了税制改革，简化、改变了部分税种和征收办法，调整了部分税率。将原商品流通税、货物税、工商营业税、印花税合并为工商统一税。将原工商业中的所得税改为工商所得税。对连续生产企业的中间产品除另有特殊规定外一般不再征税。停征了利息所得税，开征了集市贸易税．在县城所在地开征了城市房地产税。这次改革后，尚志县征收的国税有2种，即工商统一税和工商所得税；地方税6种，即屠宰税、牲畜交易税、文化娱乐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城市房地产税和集市贸易税。由于建设规模、生产规模的扩大，1959年和1960年工商各项税收分别增至4 590 996元和5 649 984元。从数字上看虽然增长幅度很大，但由于浮夸风，农业和工商企业的税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过征现象和虚假成份。
1961年和1962年，全县经济发生严重困难，使税收分别下降到320多万元和450多万元。
1962年秋至1965年，全县贯彻了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使工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税收稳中有升，到1965年，工商各项税收为534万元。
1966年至1972年，除文化娱乐税停征外，总体税制没有变动。这阶段的前4年，由于"停产闹革命"等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全县各项税收时起时落，徘徊不前。后3年由于森林工业、酿酒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都有所发展，工商各项税收渐次增长，到1972年达886．6万元，比1965年增长66％。
1973年，国家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商税条例》试行草案，又一次进行了税制改革。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对工商企业征收的工商统一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合并为工商税。对集体企业只征收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和屠宰税只对个人征收。同时调整了部分税率。这次改革后，全县征收国税2种，即工商税和工商所得税；征收地方税6种，即屠宰税、集市贸易税、城市房地产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盐税。此后的3年中，由于提出了"抓革命、促生产"，各业形势相对稳定，新建和扩建的酿酒、建材等工业已初见效益，工商各项税收持续增长，到1975年达1 272．7万元，比1972年增长43．5％。
1976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全县推行了"抓两翼、保主体"的经济发展方针，使社队企业迅速崛起。国营工业由于原材料充足，生产也有了较大发展，税收明显增长，到1978年，全县工商各税达1 599．8万元，比1975年增长25.7％。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等一系列方针政策，全县联营经济、合作经济和个体经济迅速发展，国营和集体企业经过挖潜、革新和改造也取得了投资少、见效快的成果，所以，税源充足，税收额大幅度增长。到1982年，全县工商各项税收突破2 000万元，1983年达2 364．3万元，比1978年增长47．8%，平均每年增长9．56%。
为适应全国性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0年开征了个人所得税，并依照国务院决定，全县于1983年和1984年：分两步完成了以"利改税"为主要内容的税制改革。改革前，国营企业税利并存，城乡集体企业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率征收工商所得税。改革后，将原工商税一分为三，即产品税、营业税和增值税，同时开征了调节税、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奖金税。尚志县对国营大中型工商企业按55％分别征收产品税和营业税，同时按固定比例征收所得税和调节税；小型国营工商企业和城乡集体工商企业，除按不同行业税率分别征收产品税和营业税外，一律实行八级超额累进税率的办法征收所得税；对生产农机具、机器机械和纺织品等少数企业实行增值税；对个体工商企业征收营业税。
这次改革，由于在税收及制度上兼顾了国家、地方和企业三者利益，明确了责任，扩大了地方和企业的自主权，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税收持续增长。1985年，全县各项工商税收达2 728．2万元(不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农业税)，比1983年增长15。8％，创历史最高水平，其中个体工商业税已达200多万元。
农业税为国家税收。解放后，东北地区的农业税普遍采取了比例税制，并于1951年正式颁布了《东北地区农业税暂行条例》。全国范围内的农业合作化基本完成以后，为适应新的农村经济情况，国家于1958年6月正式公布了全国统一的农业税条例。条例规定全国一律实行比例税制，并取消过去按人口扣除免税额的办法。比例税制即根据土地的自然条件和当地的一般经营情况，按照正常年景的产量评定常年产量后以率计征。常年产量评定后，5年不变。为适应地区间农民土地占有量及土地收益情况的不同，在省规定尚志县平均税率的基础上，县对所属地区，视情况确定不同税率，即差别税率。
尚志县自新中国成立后，农业税平均税率多次变化，1952年至1957年间，平均税率最高时为23%，1958年为18．5%，1959年至1985年间，平均税率在13％至14％之间浮动。
农业税除国家征收外，1955年县内开始征收地方自筹粮，后改为地方附加税。1970年以前，地方附加率占应缴国家农业税税额先后为12％和10％，1970年以后为15％。国家对农业税收比例一直采取适当平衡、减少、控制的低税政策，以减轻农民负担，巩固和发展农业经济，改变农村的贫困和落后面貌。人民公社化以后，全县农业税收额最高年份为1958年，计229．8万元；最低年份为1960年，计42．8万元；其他年份多在150万元上下，1985年完成2 38万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