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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三自一包"、"工分挂帅"、"物质刺激"、"割资本主义尾巴"，使农民的积极性又一次受到严重挫伤，全县农业生产处于长期徘徊、下降的局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过清除左倾错误的影响，从实际出发，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使广大农民从"左矽的禁锢中得到解放，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其中有小段包工制，包工到组到人，按件计工；划分固定作业组，实行"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财务和超产提成奖励)、"四固定"(固定劳力、土地、牲畜、农具)，生产队对作业组实行“五定一奖惩"等办法(定人员、定任务、定时间、定质量、定报酬，超额者奖，完不成者罚)。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其中进一步指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为落实这个文件精神，10月份县委农工部在东华公社(道台桥乡)团结、林场两个大队进行试点，就完善责任制提出三条原则意见：一、从实际出发，根据本队特点，要有更大的适应性，二、有利于调动积极性，有利于巩固集体经济，增加生产，增加收入，三、总结过去的好经验，采取群众愿意接受和执行的好办法。11月3日，中共依兰县委转发了农工部试点报告。从此，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和"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逐年增多。至1983年"包干到户"队达915个，占全县生产队总数的98．8％。农村经济面貌发生显著变化。1984、1985年，获得农业大丰收，一些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队，不但自给有余，而且有了偿还贷款和实行简单再生产的能力。有的村屯还出现了有利生产和自愿互利的经济联合体，向着更加完善的合作经济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发展，把责任、权力和利益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克服了集体经济长期存在的生产上"大帮哄"和分配上"大锅饭"的弊病，使集体统一经营和劳动者自主经营两个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是农业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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