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邓小平理论是地方志编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地方志工作者科学、准确地认识历史，把握史实，再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遵循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胆识、思想家的敏锐、战略家的气魄、实干家的智慧，在领导全国人民实现中国社会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历史巨变的进程中，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成为指导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旗帜。
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给予了科学的评价--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理论代表的邓小平理论，是我们现实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是指导我们认识和改造现实社会的思想武器。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地方志编纂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基础性的社会工作，它适应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对国情、地情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综合而全面的调查，为各级决策机构和社会各界提供了翔实的、客观的信息。在地方志编纂过程中，地方志工作者需要对大量的资料进行分析、评断，以使能最终真实的再现我们社会主义各个历史阶段的原貌。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地方志工作者科学、客观认定史实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是我们判定、再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发展历程的哲学标准，实践中我们极大的得益于这一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指导。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做为科学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的逻辑基础，是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特色之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是当代中国民众最关注的社会焦点。而如何去看待这种发展，如何把握这种发展，如何推进这种发展，在二十世纪的中期，对这一问题，我们国家曾在认识上和实践上一度走过弯路。全国人民饱受过盲目信仰之苦，备受了主观主义之害。那是一段复杂的难以认识和把握的历史。准确地把握科学理论和把这种科学理论正确的付诸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必要环节，但又是非常之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绘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远景及其发展进程："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1]回顾我国建国后至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发展过程，很容易从中看到革命导师的经典论述的影子，二者相差百余年时间，真的时隔百年，时间、条件、客观环境都发生了巨变，它们之间还一定存在必然联系吗？事实上回答是否定的。这种否定不仅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所证明，而且在"宣言"诞生25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1872年《共产党宣言》德文版序言中就已经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的地方本来可以做某些修改。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2]上述理论，可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任何理论的科学性都离不开它所应用的客观实际和具体条件，否则应用的主体就一定会犯理想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的错误。邓小平说："我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一直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3]如其所讲，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后，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支持开展关于真理检验标准的大讨论，正确的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正确的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最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移，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走上正确的道路。同时也使地方志工作者客观准确地再现过去30余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历程有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以保证所记述的发展过程符合社会客观实际。
（二）
科学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分析和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现实问题，是邓小平理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又一特色。
矛盾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邓小平准确运用对立统一规律，分析解剖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和现实，探寻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道路，抓住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切历史冲突都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生产力决定人们之间的一切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着社会的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过渡。对于这样的结论，以往我们党并非未认识到，而是没能采取正确措施，结合实际国情一以贯之的加以实践，并且一度错误地把阶级斗争当作社会主要矛盾，试图通过阶级斗争来推动社会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我国社会主义的实际，从纷繁复杂的诸多矛盾中，得出了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同人们不断增加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之间的矛盾的结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任务，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4]在复杂的社会矛盾中，抓住社会生产和需要之间的矛盾，充分反映了作为政治家的邓小平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性。他认识到"社会主义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是发展生产力。"[5]邓小平反复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是基于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他认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摆脱贫穷的根本出路。社会主义首先是摆脱贫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6]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消除贫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沿着正确道路发展。邓小平同志还把生产力问题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和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从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和战胜资本主义的高度认识生产力的地位和作用。他力求让人们理解这样的道理：生产不发展，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无法体现出来，发展太慢也显示不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发展生产力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7]
基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原理，邓小平科学分析并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这里的精神文明，等同于人类的意识及其思维活动。人的意识使人的活动具有明显的目的性，人们不但改造着自然界，也不断改造着由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社会环境。恩格斯在谈到意识的巨大作用时曾说："如果人的脑不随着手、不和手在一起，不部分地借助于手相应地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单靠手是永远造不出蒸气机来的。"[8]社会意识的主体总是人民群众，"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9]邓小平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就是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中关于正确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积极意义的反作用原理，调动和发挥人民群众的智慧和才能，利用不同的社会意识形式，从政治、法律、道德、科学、教育、哲学、艺术等不同方面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给以智力支持。邓小平反复告诫全党："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取得胜利。"[10]所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狠狠地抓，一天也不放松，从具体事件抓起，成了全党的重大战略任务。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证明了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的论断是正确的，此间，我们的国家曾为因放松精神文明建设而产生不良后果付出了代价，也曾得到了精神文明建设稳步推进而带来的积极收获。
（三）
质量互变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又一基本规律。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定的发展步骤就是对这一规律的成功运用。
质量互变规律曾被黑格尔颠倒而在其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显得极端神秘。黑格尔把它仅当作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事实上这一规律是从自然界和历史中抽引出来的。恩格斯指出："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而且它们虽然在质上各不相同，却都是可以衡量和可以认识的。"[11]量是事物和现象中可以用数作标志的外在规定性，量积累到一定限度会引起事物的质变，由此可见质是事物内在的规定性，质和量以事物内在规定性和外在规定性的不同而互相对立着。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量的积累，发展战略分三步走，让一部分人通过合法劳动先行致富，都是为最终建成社会主义做量的准备。也只有这样脚踏实地的基于客观实际，自觉的采取特殊政策和措施，引导我们的工作符合现实基础和事物发展规律，才会不再发生那种欲速则不达的失误。过去的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我们坚定的走社会主义道路，一心一意地想把祖国建成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和它的发展规律的认识还比较幼稚，我们确定了目标，又主观地想缩短实现目标的过程，急于求成，从而违背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本来可以把我们的家园建设的更好，但未能如愿。
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的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他们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12]从这段话中我们至少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是任何事物存在和发展是有条件和判定标准的，而这些条件和判定标准是客观的；二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是客观的。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战略步骤的实现过程证明了马克思上述论断的正确性。我们提前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同过去的冒进有着本质的区别，是全党遵循经济发展规律，遵循辩证统一的发展观，正确处理质和量、快和慢、根本的质和主要的量、全过程和阶段性等多种关系的必然结果。
（四）
否定之否定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为我们"揭示了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而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的规律，旧事物灭亡和新事物产生的规律，并且说明了事物发展过程中螺旋式、波浪式前进上升的性质。"[13]马克思为人类社会提出的这一客观规律我们的党很早就接受了，但接受是一回事，正确的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是另一回事。当我们从文革恶梦中醒来之后回顾反思，就发现在对待和运用这一规律上，我们同样有过失误或受到伤害。在某些方针政策的实施过程中，不经意地蒙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忽视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肯定、否定与实现生活中的两个相同概念间的差异，没能把握住否定并非旧事物的绝对消灭，而是保留旧事物的积极因素，从旧事物转化为新事物的特质，把具体的历史阶段的特征、因素、现象、措施、作法绝对化、极端化。大跃进、浮夸风等都是这种失误的典型表现。文革期间盛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否定一切"，无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还是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成果的借鉴，一律视为毒草，一律加以禁锢和扼杀，造成了万马齐瘖、百花凋零的灾难性后果。这种否定，实质是对旧事物的绝对消灭，是历史虚无主义，是形而上学的否定。列宁说得好："辩证法的特征和本质的东西并不是单纯的否定，并不是任意的否定，并不是怀疑的否定。动摇、疑惑，并不是这些，而是作为联系的环节，作为发展的环节的否定，是保持肯定的东西，即没有任何动摇、没有任何折衷的否定。"[14]马克思主义的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扬弃，即既克服旧事物，又保留旧事物中一切积极有用的东西，推陈出新。
邓小平同志在如何对待否定之否定问题上，从方法论和认识论角度，为我们树立了科学把握、准确运用的典范。他理性的审视和再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与区别，指出我们以往把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绝对化，混淆了制度与具体管理方式、方法、手段之间的界限。他大胆地突破历史的、理论的"禁区"，理性地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5]这段论述表面上是就经济内容而言，但实质上是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我们必须否定资本主义的本质，否定由其本质所衍生的一切落后、腐朽的内容。同时要保留和借鉴其本质中包含的肯定因素。邓小平强调："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社会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16]这种吸收，是旧事物中肯定因素的转化，是新事物产生的基础，否则事物的发展无从谈起。也正是这种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确认识和运用，才有了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成。
对新生事物的爱惜、保护和扶持是邓小平同志留下的又一经典示范，也是他尊重和认真实践科学规律的又一范例。经过否定之否定过程，必然产生虽然弱小但充满生命活力的新事物。由于新事物初始阶段往往比较弱小，及时发现就成为难事。对新生事物具有敏锐感觉，对新生事物热情关怀、细心扶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宝贵品质。二十几年的改革实践中，众多象农村家庭联产承包等一系列新生事物的发展壮大的过程都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初始的保护和支持，就不会有领跑改革发展趋势的今天。
总之，邓小平理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处处折射着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科学运用的光彩，我们的具体工作从中汲取了丰富的养分，它不仅指导我们妥善解决了实际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导我们不断的养成哲学思考和认识事物的作风，这将使我们的工作长久受益。
注释：
[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
[3] 邓小平：《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问》，《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73页。
[4]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82页。
[5]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6] 邓小平：《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55页。
[7] 邓小平：《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37页。
[8]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7页。
[9]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10] 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4页。
[11]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2页。
[12]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13] 艾思奇：《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3页。
[14]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4页。
[15]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16]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