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外区是哈尔滨市的老商埠，商贾文化源远流长，老字号便是其重要标志。在本届修志过程中，收集到一些有关道外老字号店（厂）创建、兴衰和经营之道的历史资料。这些资料多是源于老字号的当事人，有的是其创始人，有的是其继承人，有的是其多年的职工，也有的是后人采访的整理。他们是道外老字号创立、发展的历史见证人，所述的资料真实可靠，均属一手史料，极为珍贵。笔者试图通过对这些史料的研究，发现道外老字号兴衰的规律，以期对现存老字号的发展提供借鉴，使这些承载着城市发展历史的老字号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在我市的中兴战略中焕发出更大的活力，创造出新的辉煌。
一、闯关东艰苦创业，树品牌扩大经营
道外老字号的创始人多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闯关东来到哈尔滨的。刚来时多以学徒、打杂、跑堂、摆地摊等为生，待小有积蓄后或靠合股、或靠借贷盘个门市开始创业，创业之初本小利薄艰难打拼，然后或凭借把握时机的天赋，或凭借一手绝活，再加上良好的信誉逐渐创出品牌，发展壮大。如正阳楼的创始人王孝庭，出生于山东省掖县西由镇一个农民家庭，自幼随家人种地，因家境贫寒，由大哥介绍到北京东南牌楼的福星斋（酱肉铺）学徒。开始被派干零活，每天去四里外的市场挑运猪肉，去冰窖挑冰，去豆腐坊挑豆浆，摘肘子、刮肉皮、架火、煮肉，起早贪黑，又脏又累。王孝庭少言寡语，朴实憨厚，活计干得很出色，掌柜和师傅都很满意，第二年就让他到案子上干活。他处处留心观察，刻苦钻研，虚心请教，很快掌握了肉制品的全套加工技术。五年满徒后，王孝庭又到北京天宝楼肘子铺吃劳金，干了八年，因工资低，攒不下钱，就决心闯关东碰碰运气，于1909年来到哈尔滨。他先与旧友宋文治以摆摊卖猪肉为生，后来发现哈尔滨没有搞肉制品的，便想开一个酱肉铺，经多处奔走，终于在傅家店租得一栋门市楼房，经过一番筹措，于宣统二年三月初四正式开业，店名是仿北京正阳楼起的，所以匾额“正阳楼”三个大字上面还有“京都”两个小字。民国四年，王孝庭、宋文治买下北三道街街口路东一处楼房，正阳楼迁入新址。乔迁之后，清末秀才出身的老顾客徐鼎臣毛遂自荐为正阳楼题写了牌匾，金字黑底“正阳楼”上边还有“京都”两个小字，牌匾下又配挂“风干香肠、松仁小肚”、“五香熏鱼、虾籽火腿”、“驴肉丸子、青酱腊肉”、“熏鸡酱鸡、五香酱肉”四块小竖匾。从此正阳楼以其独特风味肉制品立足于哈尔滨食品行业。正阳楼逐渐进入鼎盛时期，成为道外区老字号的杰出代表。
总结老字号初创时的成功经验，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管理细致规矩严。多数老字号店（厂）都有自己严格的店（厂）规，如天兴福第四制粉厂在对人员要求上规定了三不许：不许夜不归宿，不许宿娼赌博，不许腐化奢侈。道外世一堂店规非常严，全店人员集体住在店里，作息时间严格。全厂一律实行签到制度，从德国购进的“签到钟”安置在守卫室，职工出入工厂把自己的卡片插入钟内，即印上时间，大家都怕这个“怪东西”。监督更夫的还有“打更钟”，这种表只能人走他才走，人停它也停，更夫把钟背在身上不敢偷懒，不敢坐一坐，躺一躺，只能来回走动。
二是严把质量关。从原材料到产品，老字号店（厂）对质量的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老仁义馆创始人佟玉新选购蒸饺原料从不用别人，就是亲属他也不用。他选包饺子的面粉，只要双合盛砂子面或成泰义的特球砂子面，这两种面成色好，白而透明，筋力大。包饺子用的菜，全部要本地山东菜，这种菜质软而甜，所以老仁义馆终年的菜，全部购买道外太古六道街张桂林的优质山东白菜。主要调料香油，指定购买小磨香油，每天10斤，隔日油不要，要现磨出的。酱油专门要同兴南酱园的特制酱油。
三是有鲜明的特色，周到的服务。老字号多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或品牌独树一帜，或技术无与伦比，再加上周到的服务，逐渐创出名气。像“三盛炉”打制的各种刀具，在哈埠铁匠炉行业中独树一帜，尤其是各种厨刀钢口好，背厚膛薄，刀身平正，刀刃锋利，不崩，不卷，使用起来得心应手，凡是用过“三盛炉”的菜刀的人，都称赞不已，因此“三盛炉”的菜刀的名声越传越远。
四是不断创新，在竞争中求生存和发展。同记商场创始人武百祥十分注重店员的教育和训练，以学校培养劳动后备力量，这在旧中国商界是极为罕见的。《同记店员训练学校讲义》共分二十部分一百余项授课内容，从中不仅可以看出他的经营管理之道，对后人也具有重要启迪。同记工厂的创始人武百祥治厂有方，“别人做到的，我不去做，别人做不到的，我能做到。”这是武百祥的生活信条，也是他经营企业的信条。“人无我有”，“人有我优”，这是武百祥一贯的经营思想。同记工厂善于创新，看准时机，就占领市场。在前清遗老遣少的脑后还拖着长长辫子的时候，武百祥破天荒地在东北生产了第一顶英式皮帽，开辟了皮帽业的大市场。设总号建分店，派外柜，搞包销，又引进东洋技术，千方百计满足制帽需要，使同记工厂成为全东北制帽生产与经营的中心。随后，同记工厂的毡帽、草帽、绒帽、呢帽等也占领了整个东北制帽市场。
二、逢战乱艰难度日，老字号忍气吞声
在东北沦陷的日伪统治时期，道外老字号也大多陷入了低谷，或歇业或勉强维持生计，有的人还被抓入监狱受到迫害，老字号举步维艰。
伪满时期，哈尔滨市制粉业经过日伪政府“统制”，全市只剩下10个厂子，其中民族资本制粉厂只剩下了7个，而且都是奄奄一息，靠卖机器过日子。1941年7月25日， 伪满政府又颁布了物价停止令，这是日伪对东北人民最残酷的一种法令。制粉厂都得接受日伪专卖署的检查，天兴福四厂经常接待日伪专卖署派驻工厂的人员（日本人），不准中国人吃大米、白面，得整天看管职工，千万别犯这个法令，如有人吃了白面，就称经济犯。1943年，天兴福四厂成品保管员姜兴麟与外面人勾结，夜间把面粉运出卖给饭馆，被道外警察署经济警察发现，将人抓去。道外警察署叫西田的日本人带领一名伪警察到天兴福四厂把经理、副经理带到警察署讯问经过。当时他们确实不知道，鬼子就按经济犯把他们关进监狱押了3天，以后花了钱，托了人情才被放回。1943年8月30日，伪政府废除小麦和面粉专卖法，改为农产公社一手统制，全部控制了供、产、销各个环节。这样，制粉厂不但没有利润可得，反而还得赔钱。1944年，日伪又提出多种大豆和杂粮，限制小麦的播种面积，再加上连年小麦欠收，制粉业生产逐年下降，有的制粉厂长期停工，有的改为加工苞米面，全年开工还不到60天，所得加工费甚少，物价又不断上涨，工厂消耗不断增大，流动资金几乎等于零，基本上破产倒闭。伪康德五年（1938年），日伪当局对民族工商业的限制越来越严格，“统制”越来越残酷，老鼎丰开始走上下坡路。首先是日伪施行原料配给制，老鼎丰每天只能领到配给的一袋面、几斤糖，后来只能配给一点混合面，每天只能用这点原料生产几十斤混合面饼干。接下来就是伪康德8年的“七二五”物价停止令。经理王阿大和许欣庭见老鼎丰实在经营不下去不下去了，就相继离开了哈尔滨。亨得利兴盛时有职工二十多人，门市房60平方米，经营商品达一千五百多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亨得利为保存力量，把一些素质好的职工转移到上海。店内只剩7个人，营业面积只剩30平方米，濒于倒闭边缘，残喘至建国前夕。
三、迎解放再度繁荣，新中国公私合营
1946年4月28日，民主联军进驻哈尔滨，人民政府成立。在人民政府关怀下，濒于破产的各家老字号企业相继重新开业，开始逐渐恢复生机。
天兴福第四制粉厂是吸收外资恢复生产的，当时哈尔滨的商人董彦恒、白彦文临时合作4个月，因原料不足，只开5台制粉机。当时物价波动很大，存钱不如存货，有的粮商借机囤积面粉，造成面粉供不应求，市民们排队抢购。天兴福四厂也趁这个机会抢购原料，多产面粉，采取予售办法，先交钱后付面，获得很高利润，不仅把解放前欠正金银行的25万元返还了，企业和职工还都分得了红利。1947年10月，国营东兴公司取消了由粮米商代卖米面的办法，一律改为各区消费合作社代销，通过这些措施，直接打击了粮商的非法活动，同时也限制了制粉厂的投机行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哈尔滨对私营工商业采取了又照顾、又改造、又扶助、又管理的政策，既发挥了制粉者的积极性，又限制了投机性。1950年，制粉业各厂在自愿的原则下，由政府帮助组织成立了制粉联营处，统一采购原料，统一推销面粉，同业者之间也能互相监督，遵守政府法令，使市场基本稳定。解放后，劳资关系发生了变化，职工生活待遇也发生了变化。劳动时间缩短了，1946年10月，由12个小时改为10个小时，以后又改为8个小时，职员和工人一样，有了一定的上下班时间。医药费由企业负担，病假不扣工资，并且由企业负担医疗费。临时工人和力工从1947年改为企业的固定工人，资本家已不能随便解雇了，同时也取消了把头的中间剥削。工人伙食也与职员一样由企业供给，并且不分等级，都吃一样的饭菜。职工宿舍的环境和卫生也改善了，并且增添了洗澡、理发等福利待遇。还为职工准备了文娱活动和学习的场所，并买了文娱和体育活动用品。职员和工人的工资也进行了改革。工厂还建立了工会，由工人当家作主。1955年7月1日，政府批准天兴福第四制粉厂为公私合营企业，生产能力由公私合营前日加工玉米面120吨，提高到合营后的193吨。1958年，经过技术改造，日产量增加到250吨。以后，本厂职工又创造了“自动输送带”和“自动码垛机”，代替了笨重的体力劳动，还降低了运输费用。1959年上半年，天兴福四厂日产量为374吨，不但数量提高，而且质量也符合标准。天兴福第四制粉厂一直延续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6年。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当时哈尔滨市许多工厂持观望态度，有的也无意恢复生产。仁昌铁工厂为了全厂职工的活路，看准市场的需要，自己动手设计了两用（手摇、电动均可）切烟机投放市场。这样，每月生产3―4台就够开资的了。1946年“4·28”以后，为支援解放战争，市政府将前方急需的六O炮和信号枪的零件生产任务交给了仁昌铁工厂，这两项军用产品必须达到高光洁度、高精度，但当时的皮带车床很难适应生产要求，无奈，只好采用手工操作。经过细心琢磨，他们给沙轮镶上长轴，在炮筒里找光洁度，这种干法出的活，经多次检查完全合格，并都按时保质保量的交了活。1954年，在仁昌铁工厂的倡议下，有17户铁工厂联合起来，在仁昌铁工厂的原址设厂，办起了机联机械厂，公推周子恩为厂长。1955年7月2日，机联机械厂承揽了鞍钢急需的真空过滤器和干燥机，成功地为鞍钢生产真空过滤机（粗2.5米，长6米）二十余台、干燥机（粗2.5米，长10米）十余台，干了件在全国都光彩的小机器生产大部件的事。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得知此事后，亲自到哈尔滨机联厂视察，并组织全国各地的国营大厂来参观学习。陈云副总理称赞机联厂小设备加工大部件为“蚂蚁啃骨头”，“厂子不大，很有刻苦实干的精神，能拿出解决大问题的先进技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