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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兰是多民族聚居区，世代居此的满族和后迁移来的汉族及其他民族，经几百年杂居，和睦相处，互相融合。经过政治、经济、文化密切交往，形成强大的内聚力。各民族互相吸收、互相依存、平等团结、共同繁荣。
语言、文字 在旗籍各族中，开始有5种语言，为汉语、蒙古语、满洲语、达斡尔语(包括锡伯)、索伦(分两种语系、即通古斯和俄语喀布尼)语。清初，朝廷以行政力量在蒙、汉各族中推行满语。呼兰城守尉、副都统上层官员，大都会说满、汉、蒙三种语言，做到对满官说满语，对汉官说汉语，对蒙古官员说蒙古语。下层旗营“披甲”、“汉军”则各族混居或相邻，互相学习。康熙、乾隆时，封建经济不断发展，满语越来越多借用汉语语汇，满族也多使用两种语言，日常生活中汉语逐渐成为主要用语。至光绪末年，满族全部使用汉语。文字方面，清朝前期，曾用三种文字：满、蒙、汉文。乾隆、嘉庆时期，全用满文，同治、光绪时期满文、汉文兼用，光绪末期，全用汉文。
宗教信仰 满族原信萨满教，教义主张世界分三层，上层为天神居住；中层为人和自然界诸神居住；下层是地下恶魔的住所。认为萨满是人和神的沟通者，可通过萨满求神保护家庭平安幸福。从理论上与汉族的佛、道教大体相似。古老的萨满教仪式复杂，到清初简化为春秋两季跳家神形式。至清中期，各地祭祀形式已有不同，所崇信的神也不一样，有的把观音、关公汉族崇信的神(满族称尼堪神)吸收进来，萨满教与佛、道教开始结合。最早来呼兰的满族，乾隆元年(1736年)始建关帝庙、观音庙，至清末，城乡关帝庙已建起15处。萨满教仅限于满族家祭活动中，解放后已不存在。
生产耕作 旗营迁入呼兰后，汉民长于农耕，始终是农业耕种的主力。满族贵族有以发遣汉民为奴的惯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朝廷准许对旗营生计艰难官员的授田，可遣奴隶耕作，对有功的官员、兵丁可拨给"流徙人"做奴，耕种土地。嘉庆中期以后，汉民商贩以及"流民"有携家迁入呼兰居住，开垦土地。尽管政府禁止，实际逐年增加。这些汉人奴隶、"流民"、在人身地位上依附满族，而在农业耕种上，满族却依附汉民。至咸丰末年开始招民垦荒，大批汉民迁入后，则完全以汉族生产习惯进行农业生产。
姓氏变化 在呼兰各民族中，原各有姓氏，与汉族杂居后，逐渐改用汉族姓氏。在呼兰的陈满洲、新满洲各族中有本族姓氏21个，后增汉姓22个。扎库塔(包、张)、舒穆祜(方、徐)、尼玛察(杨)、瓜尔佳(吴、常)、吴扎库(吴、阿)、格哲勒(葛)、乌扎喇(关)、乌雅(吴)、纽祜禄(郎)、扎拉里(白)、木克得立(马)、马佳(马)、莫哲勒(孟)、塔塔喇(唐)、富察(富)、西得胡立(邵)、希卜鲁(赵)、锡克特里(奚)、乌苏里(讷)、伊尔根觉罗(赵、公)、瑚西哈里(胡)。瓜尔察族，原姓氏保存的只有乌扎拉一氏。余皆汉姓，有胡、吴、白、赵、全、富、关姓。蒙古族汉姓有白、朱、吴、孟等。达斡尔族本姓只保存有多尔托尔氏，汉姓有吴、全、何、张、陶、白、邵、富等。索伦族汉姓有索、胡、白等。锡伯族汉姓有关、富、何等。巴尔虎族(满族部分)汉姓有刘、何、邵、陶等。额鲁特族(满族部分)汉姓有胡、金、邵等。他贲族本姓氏保存有扎萨呼哩氏，汉姓有赵、何、吴、霍等。民国以后，全部使用汉姓。
民族政策 解放后，经土地改革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奠定了全县各族人民一律平等的基础。县贯彻国家一系列民族政策，在政治上，县人大、政协都有少数民族比例。在生活上，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在物资供应上给予照顾。在征兵、招工、招干、升学、吸收党团员等方面，少数民族和汉族均有平等权利。各民族情同手足，和睦相处。1987年据不完全调查，呼兰籍的少数民族有7名地师级以上干部和各界名人，其中省级局长、检察长3人，副研究员、高级工程师、副教授4人。县级领导干部中，原副县长赵德润是满族，原政协副主席徐树柏是锡伯族，原法院院长陈海林是蒙古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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