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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足 清代满族妇女不裹足，汉族妇女裹足很流行。一般人家在女孩十岁左右开始用白布把脚缠上，勒紧5个脚趾，白天晚上不许打开。不管孩子怎样疼痛，大人看着，不许解开。父母对孩子说："一定要裹成小脚，女的不裹脚，长大找不出婆家"。这种陋习，把好端端的脚，裹成"三寸金莲"。走路时，一步三摇，三步九晃，使成千上万的女人致残。民国初期，受新思想影响，有识之士大肆宣传缠足之害，一些小脚女人自动解去包脚布子，放成大脚。东北沦陷时期，仍有部分人家不听劝阻，给孩子裹脚。新中国建立后，这一封建陋习，被彻底铲除。
封建迷信 旧社会，一些人受封建思想毒害，迷信活动相当严重。除“婚嫁”、“丧葬”流露出种种迷信色彩外，平时也有很多迷信活动。如小孩咳嗽，家大人拿两个咸菜疙瘩，上庙挂在“十不全”(泥像)肩上，名"挂喉"，认为这样病就会好了。如牙疼，找块三楞形木楔子，上写"风牙随风去，火牙入火匣、虫牙永不发"，分别写于三面，然后让病人躺下睡觉，把木楔钉在病人头上的床底下，认为牙就不疼了。如灶炕不好烧倒烟，说烟囱犯"说道"，在烟囱对面悬个圆镜子照烟囱，认为就好烧了。如丢了东西找不到，抓个猫放进锅里蒸。锅边贴上可疑人名字，猫死后头对谁的名字谁就是贼。更有甚者，有病不去医院，被迷信害死。1937年冬初，城北许家窝堡一姓沈的农民，肚子疼痛难忍，由炕头翻到炕梢，由炕上张到地下，叫苦连天，哭声不绝。其母不去找医生，却大喊：“大王来抓老大来啦，快把灶炕门用纸糊上，把烟囱用筛罗扣上，再烧三柱香祷告祷告就好了。”家人于是糊的糊、扣的扣、祷告的祷告。当这一切结束后，病人已死了。此外，迷信活动还有“抽帖”、“算卦”、“相面”、“看手相”及“跳大神”等。新中国建立后，政府明令禁止搞封建迷信活动，多数已绝迹，但偏僻农村中，仍有暗中活动者。
赌博 旧社会赌博较盛行，城乡各地无处不有。如推牌九、打天九、看纸牌、掷骰子、摇色虎、押宝、打麻将等等。财阀豪绅之家设赌场，官僚警察不仅不去制止，反而参于赌博，使赌博合法化。地主设赌多为骗取长工工钱，许多给地主扛活的劳金，年终结帐拿不出钱来。东北沦陷初期，孟家乡的关家店村，有个叫杨“傻子”的，给刘姓地主扛了一年大活，只因推了两天牌九，输个净光，自觉无颜回家见父母妻子，吊死于屯东树下。有的昼夜玩耍，致使一些家庭生活日益贫困，生产受到影响，有的走上偷盗抢劫的犯罪道路。新中国建立后，政府对赌博严加禁止，并给以打击，风气逐渐好转。80年代中后期，刮起一股麻将风。逢年过节、星期礼拜、来人去客、酒饭茶余，都要搓一搓麻将。宾馆、饭店、机关、家庭到处都有搓麻将声。上至八旬老者，下至小学生，几乎人人参战。据县城50户居民调查，家庭备有麻将或会玩麻将的有41户，占82％。经常玩麻将的有31户，占62％。玩麻将本来是正常的娱乐，但有的却变了性质，或是为了交易，或是为了变相馈赠，有的就是赌博。其后果也相当严重，每年县乡镇派出所于春节前后，在城乡抓赌都不下百起，赌博已成为"公害"之一。
攀比 80年代后，呼兰人的收入增加较快，一些青年逐渐产生攀比风，尤其是结婚方面的攀比风近年愈演愈烈。80年代后期，县城青年结婚"新三件"(录像机、组合音响和电话)来势迅猛，如果没有这几件，则被认为不"光彩"。至于“老四件”(洗衣机、电冰箱、彩电、录音机)则必须有，如果没有则被认为"土气"或"寒酸"。结婚新房要装饰，花钱最高者达二三万元，一般人家也得花几千元。接新娘子要有小轿车、乐队、照相的、录像的。男、女方都大摆宴席，少则5-10桌，多则30--50桌。城镇个体户邵某接新娘子的汽车队，达28辆，如同长蛇阵一般。这种铺张浪费，反而使一部分青年羡慕。农村青年结婚，由于攀比，1980年结婚费用约1 500-2 000元，1985年上升到2 000--3 000元，1990年则需要3 000-5 000元。订婚要给女方下聘金500-2 000元不等，给女方聘金越多，越显得大方、阔绰、有气派。此外还需要给女方见面礼，加上买衣服、置办家具、办酒席等，使众多人家债台高筑。
走人情 50年代人际关系比较正常，60年代初，随礼走人情，仅是婚丧嫁娶而已，一般拿2元、3元、最多5元。60年代后期，随礼走人情略有增加。70年代后，不仅婚丧嫁娶，连当兵、转干、调转工作、分房子，也开始走人情。初期3-10元尚可，后期10--20元也只算一般关系。80年代后，随礼又增加孩子上学、老人做寿等人情，拿30--50元属一般化，1OO元才够意思。据县城居民家庭抽样调查，1990年比1988年人情随礼支出人均增加2．04元，增长26．4％。而居民每月人均收入1990年比1988年增长15．7％，居民人情随礼支出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10．7个百分点。1990年县城居民平均人情随礼支出(包括实物赠送)149．63元，占居民全年实际支出的10％，占全年收入的9．7％。尤世则全家3口人，1988年结婚时收礼钱3 000多元，但却欠下还不完的人情"债"，1989年随礼就达1 1OO元。据说还清人情"债"得6 000多元。
走后门 走后门起于三年困难时期，因物资缺乏，买东西限量，领导批条子，才能买出东西，但仅限于购买物品。70年代后，走后门从买紧俏物品变成人事安排。找工作就业、下乡青年返城，很多人都走后门这条路。80年代后，后门风愈演愈烈，当兵、转干、提职、提薪、分房子、批地号、入院治病、调转工作、晋升职称、当司机考票、上重点中、小学......，几乎无所不包。本是正常的工作手续，由于部分办事人员的管、卡、压、索，使事情不能正常去办。拿正当介绍信去，可能拖半个月，如走走后门，或找领导写个条子，可能半天就办完。呼兰腰堡乡农民齐国强到哈尔滨某医院住院需动手术，但住院多天只按一般病治疗，后来找人走后门，向医生"表示"300元，才给做手术。个体业者刘明有在外地办一正常营业执照，办了一个月也没头绪，后托人走后门，执照很快就办下来了。
大吃大喝 80年代后，吃喝风开始滋长。机关单位、工厂企业，包括有一定经济收入的普通百姓，总是利用一切机遇和可能吃上一顿。什么亲朋聚会、同乡联谊、接风饯行、开张志喜、乔迁新居、校庆厂庆、周年纪念；什么娶媳妇、办丧事、生儿子、办满月、庆寿辰、庆金婚；什么定亲、过礼、还愿、拜师......就是平常没什么事，也要找个借口，如打赌、猜谜，也得去吃一顿。1990年抽查一个乡镇和一个科局，一年吃喝招待费花掉二三万元。个体业者宋长顺做长途贩运买卖，为打通各个环节以开方便之门，一年光吃喝就花掉5 000余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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