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黄维翰(1866-1930．6)
黄维翰，字申甫，号稼溪，江西省崇仁县稼溪村人。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人，次年中进士，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陆军督练公所参议。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任呼兰知府。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黄以"垧捐过重"为由，把呼兰府内乡镇警捐从原来每垧收江钱800文减为650文，并把由乡董征收改为府署代收，防止了乡绅在征收警捐时挪移侵蚀，敲诈勒索。又取消了晾网地租和津贴地租(官署办公津贴)。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以"木炭为民间日用所需"，应"惠贫民"，免除了山本税。同年七月，呼兰大房身屯升科地、老圈地、薄荷台各屯皆被大水淹没，免去了本年的租税。次年，议设呼兰审判厅和检察厅，年需经费三万金，省不予拨款，责令地方自筹。黄考虑到此举必加税于民，坚决加以反对，也不筹款，直至离任。
为鼓励人民屯垦开荒，黄屡提粮价，最高时每石达五六金。对旗丁"耕作者居少数，游惰不事事者居多数"的情况，主张裁旗营，将旗丁不合格者"驱之于农田"。黄重视兴修水利和加强农业生产管理，主张修沟渠和精耕细作。认为发展林业，既可以开发地利，阻遇洪水，又可以为筑房制器提供材料，因此主张把东自布雅密河西岸、西至呼兰河东岸的滨临松花江北的1．3万多垧沼泽地作为林业区经营林业。并主张加强对森林的养护和防止乱砍滥伐。
黄制定了私塾改良法，通过考试，把塾师分为最优、优、中三等。对于考试合格者，按等发给凭证，准许做教员，对不合格的塾师，勒令不许教学。并设师范传习所，开设教授方法、管理方法等课程，以培养和训练塾师。在整顿私塾时，先后裁减了89处不合格的私塾。对教学质量较高的私塾，准许扩建为民立小学，并颁发匾额以示鼓励。在整顿私塾的同时，创办和扩大官学(政府办的学校)，劝导百姓入官学学习。由于战乱频繁，群众认为入官学就是募兵，多数人宁可把孩子送私塾，也不送官学。对此，黄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立劝学所，制定劝学所章程，委任官绅持保证书进行劝导，并亲自到学校检查。群众不再怀疑，纷纷送孩子上官学。在黄的推动下，呼兰成立了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初级师范学堂、女子学堂、初等工业学堂和高等工业学堂。至宣统二年(1910年)，全府官办学校由光
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23所增加到62所，学生由693人增加到2 569人。仅在宣统元年(1909年)全府用于文化教育开支的经费，就由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17万吊增加到64万吊。呼兰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仿关内行省的官署制度，合府署为一，革除重迭机构，整顿弊政。奏设呼兰文报委员，以马警司代替台站递送文报，革除文报往来迟滞的弊端。呼兰盛产罂粟(大烟)，很多人染上烟癖，"烟馆林立"。黄三次上书，主张严禁，并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设立禁烟所，到宣统二年(1910年)--月底，用药物治疗，使戒鸦片烟断瘾者909人。黄创办卫生局(医院戒烟所均附设于内)，两年间卫生局垫平大街5型多长、种树6 000多株，并在街旁设置了厕所，在店铺附近设垃圾；箱，使城内卫生焕然一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又以"监狱秋漏，有碍卫生"为由，修建了狱所，并重新任用看守，剔除了旗营兵丁对罪犯的虐待和勒索。又建立罪犯习艺所，设有讲堂、工厂、蔬果种植场等，劝导罪犯习艺和生产。
呼兰地处吉、黑两省交通要道，粮产丰饶，商业繁盛。光绪三十二年后，沙皇俄国轮船多次驶入呼兰河，掠走大批粮食和物产，每次只交纳船站捐一二十卢布。黄查阅了中俄历次签订的条约，写下了《吉黑公共之松花江俄无航权议》和《呼兰内河外人无航权议》，指出俄船进入松花江和呼兰河是侵犯中国内河航权的行为。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四月，俄轮葛计号沿河闯入呼兰城下，被黄据约严辞阻回。宣统元年(1909年)六月，俄舰赛尔赛号，驶入府城南河沿装运小麦，黄以"呼兰河并非公共河流，外人船只不应违约驶入"，严令将已装小麦828袋全部卸下，并将俄船驱逐出境。
黄在呼兰任职期间，廉己奉公，以严绳吏，促进了呼兰地区的发展。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受到清廷嘉奖。宣统二年(1910年)三月，黄调离呼兰，转任龙江知府。在龙江府，与省民政司使赵渊一起，厉行禁断嗜烟、赌博等恶习。时东北地区流行鼠疫，省城齐齐哈尔设立防疫会，任黄为会长。黄四处奔波，招集中医、西医进行抢救。后蔓延全省的鼠疫得以控制。此间，由于赵渊触犯了黑龙江省巡抚周树模，而黄又佩服赵渊的直爽，尽管黄是周树模的学生，也不违心事周。宣统三年(1911年)周以"报疫不实"参奏，将赵渊、黄维翰一同革职。后经警署复核，所报均相符，黄实属蒙冤。周欲重起用黄任职，黄断然拒绝。返回江西老家，隐居稼溪山。辛亥革命后移居北京。
在北京期间，黄先后被聘为国史编修处、国立编译馆的编修。撰著了《渤海国记》、《蒙服志》、《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地理志名人传略》、《黑龙江山水诸志》、《江西疆域志》、《江西历代地理志》、《江西名人传略》等著作。参与了《东三省盐法志》、《江西通志》、《黑龙江志稿》等志书的编写工作。尤其是所著《呼兰府志》，不仅是呼兰，也是黑龙江省第一部府志，一直为国内外史学界和方志界所重视。所著《黑水先民传》，是黑龙江地区，以及整个东北地区的第一部人物传，为研究黑水先民在东北开发中的贡献，有着相当高的史料价值。1930年6月28日，不幸中风逝世，享年64岁。
王景维(1873-1955)
王景维，字质朴，吉林省吉林市人。幼年就学私塾，后因家境拮据辍学。13岁进吉林一家裱画铺学艺。白天学习裱画，夜晚常钻进裱画房偷偷临摹名画。吉林市有两名画家王兰波、刘玉士，都是裱画铺的主顾，王兰波工于竹菊梅兰，刘玉士善画花卉鸟虫。这两个人的画风给幼小的王景维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王、刘二人来裱画铺取画，正好赶上王临摹其画。师傅生气，令赔礼道歉。可是王兰波、刘玉士二人并不计较，端祥一番他的画稿后，连声赞叹说：“这孩子很有悟性，还是让他临摹吧”!师傅见画主并不责怪，方安下心，嘱咐说："切不可将画弄脏"。此后，王兰波、刘玉士借送画、取画之机，经常点拨王景维。
学徒满二年后，为感谢师恩，又在裱画铺吃了二年“劳金”。光绪十七年(1891年)王自己开裱画铺。这时他的山水、花卉、鸟虫条幅已见功底。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科举不第，结识了几位巴彦县的举子，遂去了巴彦县。次年考上了齐齐哈尔师范学堂学美术。三年毕业，留校任美术教员。在任美术教员时期，编了一首《画图歌》："画图之妙，运气为先。平心注目，身体勿偏。墨须精品，水必新泉。砚涤宿垢，笔忌粗坚。几案要洁，绢纸莫翻。方圆曲直，阴阳宜参。审其形似，意在笔先。出于笔底，发穴指端。绘于纸上，作如是观。所积名句，画家正传。咨尔劝学，谨记斯言。"
王一方面学习江南画坛诸派之长，一方面另辟新径，创造自己的风格。除了攻读有关书籍外，还利用假期遍游山水，着力培养自己的观察能力和审美情趣。偶然一次，见到一簇簇的鲜花沾满露水，许多蝴蝶盘旋围绕，远远望去，团簇似锦，五彩斑斓，煞是好看，简直看呆了。望了好久，瞬间升起了念头：南方诸画派，有专攻山水的，有专画花卉的，天下万物精美，几乎没有没画到的，只有这蝴蝶没有谁画得绝，何不从这里觅求一条新路呢?于是潜心研究蝴蝶画技，买到历代名家蝴蝶画册，用心揣度，对蝴蝶形状、色调、斑纹和绒毛细心观察，精心临摹。为画好蝴蝶，在院庭中栽花种草。花开蝶来，他坐在花丛前，细致入微地观察。家里人不忍他如此伤身劳神，想捕捉几只蝴蝶制作标本以供临摹，他说："欲想使画传神，必须观察传神之处，标本是死蝶，如何能使画传神呢"?为了观察各种蝴蝶的飞姿，常常一连数日苦心探索，反复临画，精益求精。
1927年国民政府在北京举行全国美术展览。王的作品入选，应邀前去参加展览会。在北京，王接触到很多画坛名人，大开眼界，学到不少东西。美展期间，次子病重，家里给他排电报，催速归，他竟直到美展结束才返回。
王的《百蝶图》相当精妙：几缕淡雅的草丛上，一百只蝴蝶展翅盘旋，或相互嬉戏，或翻飞萦绕，或欲飞亮翅，或觅找花丛......传神而又形状各异。尤其是蝴蝶身上的斑纹和绒毛，十分逼真，维妙维肖。当时市面作价是百块光洋。他的中堂画和《百蝶图》是官宦、商贾人家馈赠亲友的最佳礼物。此时人们已不叫他的名字，而叫他"王蝴蝶”了。
1931年因在齐齐哈尔师专毕业的两个女儿到呼兰教书，举家从齐齐哈尔搬迁呼兰。东北沦陷期间，王心情郁闷，只在家赋诗抒怀，消磨时光。1942年伪满当局在齐齐哈尔举办黑龙江省美术展览，特向王约画稿，王拖延很长时间，才不得不交出一幅画敷衍。主办者认为他画技高超，邀请他亲临美展，王推辞说自己有病，终于没去。有一次，哈尔滨的一位专管国兵的征兵官员专程来呼兰，找王索画，并约胡升三(呼兰街长)同往。王挖苦了这两个人，连画也没让看。两个人自讨没趣，灰溜溜地走了。
1945年"八·一五"光复后，11月呼兰建立人民政权，王对中共的政策十分拥护。经常与呼兰的美术教师姜渭、焦祚民等人来往，切磋画技。后对哲学产生浓厚兴趣，闲暇时间，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并常和县委书记李舒聊天谈学问。1952年中苏友好协会准备向苏联赠送礼品，约王画一幅《百蝶图》，他虽已79岁，但仍欣然应允，画得十分精心仔细。不料裱画时没裱好，再画已经来不及了，错过了机会，感到非常遗憾。1955年王景维病逝，享年82岁。
王芝馥(1888．8-1943．4)
王芝馥，女，别名尚王芝馥(丈夫姓尚)，人称尚大夫，呼兰县人。父王雅庭，早年参加英格兰基督教长老教会，以此关系，1912年1月，已有一个女儿的她考入奉天(沈阳)医科大学(基督教会办)。这所大学是东三省第一所培养西医人才的最高学府。1918年经过6年的艰苦努力，王获毕业文凭。
1919年春，回到呼兰，入英国人余克信办的基督教会医院，当妇科大夫。她是这所医院的第一位女医生，也是呼兰县的第一位女医生。1924年王在呼兰西大街办起全县第一所妇科产院。设16张床位，实行新法接生，同时还给小儿接种牛痘和治疗各种疾病。1932年，妇科产院归呼兰县基督教会医院，为附设产院。1935年8月，妇科产院招收邵佩云、刘国斌、李淑芝3名女学员。学期分3-4年。王听说邵的学费是借贷的私人钱款，月利5分，立即将邵所交的学费全部返回。学生在完成自己的学业后，想帮助老师干些零活，或给老师洗洗衣服，可王经常把衣服藏起来，王说：“你们是学员，不是佣人。”1940年7月，妇科产院迁到北大街路东，有产房7间、共25张床位。同年收女学员10人、学期3年。王对待学员竭尽心力，关心备至。讲授课程，不论是生理还是病理。都能泾渭分明，善于诱导，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每逢难产患者住院，她总是把学员招集到一起，亲执胎具，示范操作，或内倒转，或侧切，技术娴熟，临床经验丰富。每天住院的十几人，每月产院都得给三四百名产妇接产。由于技术精湛，很少发生医疗事故。王开辟的新法接生，为呼兰妇产科做出卓越贡献。
王不仅技术高超，而且品德高尚。1928年呼兰城里北二道街裕昌店附近的郝家产妇，超期生不下来。王去接产时，用最新接产法保住了母子安全，婴儿重达9斤，比一般婴儿超重三分之一。县城一刘家产妇，遇到异常产，婴儿横位，本应做剖腹产，但因给作的内倒转，胎儿生下来之后已断气。王迅速用导痰管进行导痰，又给婴儿保温，然后口对口地对婴儿进行人工呼吸，共抢救了两个多小时，婴儿才"哇"的哭出声来。王满头大汗，刘家露出了笑容。王的接产技术不仅蜚声呼兰城乡，连哈尔滨也闻其大名。1938年，居住在哈尔滨市道外的一家姓张的产妇遇到难产，痛的死去活来。胎儿横位，在场的产婆已束手无策。家属听说呼兰的尚大夫技术高超，急忙开车来呼接王芝馥。当把王接到产妇家后，连口水都没喝，急忙抢救，经采用内倒转的新接生方法，婴儿很快就生下来了，使母子脱离了危险。1941年春季，王患了肾结核，去哈尔滨一家日本医院，做肾一侧切除手术。回家后只休息了几天，病情稍有好转，就和学员去呼兰城北孟家屯给小儿种牛痘去了。当时屯里有一名妇女临产，经检查是产妇胎盘和子宫粘连，胎儿生下来后，产妇生命垂危。王不顾自己大病初愈、奋力抢救，产妇刚脱离危险，她自己却累的瘫倒在地，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感动。王芝馥的高尚品德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王多年奔波在呼兰城乡之间，往返于哈尔滨市，长期劳累、积劳成疾。1942年春患有心脏病，后又患了尿毒症，1943年4月病逝，终年55岁。
王鸿恩(1888-1942)
王鸿恩，字锡三，呼兰莲花乡大东村人。自幼聪颖好学，在乡下读完私塾，以优异成绩考入省城齐齐哈尔师范学堂。毕业后回呼兰做小学教员、第一初高等两级小学校校长。1918年10月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激起全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各地的声援斗争一浪高过一浪。呼兰县广大爱国师生纷纷行动起来，成立呼兰县沪难后援会、呼兰县学生联合会。教师、学生和一些爱国工商业者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演剧募捐，抵制日货，抗议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王是这场反帝爱国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
王任呼兰教育局长长达10年之久，任职期间，做了很多开创性的工作。王主张选拔高材生去日本留学。经过努力，通过政府拨款，在呼兰中学生中，考核保送了一批品学兼优的学生到日本去留学。如厉通维(日本广岛高师学校)、陈瑞明(日本东京工业大学)、梁多礼(日本东京明治大学)、梁多武(日本东京工商大学)、果常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等。王特别注重师资水平，注重教学质量。聘请的教师、初等小学教员必为师范传习所毕业；高等小学教员多为江省师范或呼兰师范毕业；中学教员多为北京、保定、沈阳等地高师毕业。王经常听老师讲课，检查教师备课笔记。并经常下乡视察农村教学工作，及时帮助解决教学中的一些难题。由于教师素质高，加之严格教学管理，呼兰教育质量在全省一直名列前茅。王鸿恩不顾一些有守旧思想的人的非议，打破传统的教育观念，大力提倡设置体育课程和开展体育活动。不仅全县举行的中、小学生运动会开得隆重热烈，而且各学校普遍设立了篮球场、网球场。王和教师、学生们一起玩篮球、打网球。课余时间，学生们奔跑跳跃，学校里充满欢声笑语，改变了过去一潭死水的局面。在王的主张下，呼兰通俗教育社设图书馆。图书馆收集大量新书，订购盛京时报、泰东日报、国际协报、新民晚报、华北日报、大北新报等多种报纸。这对呼兰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方面，起了推动作用。
由于政绩突出，1927年王当选为第五届省议会议员，1928年到齐齐哈尔任省教育厅咨议、国民政府待征员，同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任党部科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齐齐哈尔的国民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王回到呼兰。日伪统治当局，利用王在呼兰的名望，请他做呼兰县协和会副会长，王没有推辞。王暗想：这个职务正好掩盖自己的抗日活动。1938年国民党东北党务办事处黑龙江省负责人于晓天来呼兰，委派王为黑龙江省东部地区负责人(黑东地区督导员)。1939年11月，于晓天在齐齐哈尔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被杀害。于晓天死后，国民党黑龙江省各县的组织没被牵连，但均失去了联系。1940年王鸿恩与沈阳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负责人罗大愚取得联系，被任命为党务专员。王工作谨慎，在呼兰、巴彦、绥化等地秘密发展一批国民党员。根据罗大愚的意见，王派李延三去巴彦、木兰，派李木韩去绥化、庆安，派肖景芳去望奎、拜泉等地开展工作。1941年9月，罗大愚又派伊作衡来呼兰和王联系。伊作衡在齐齐哈尔发展了很多国民党员，但混进了特务，被查去名单。不仅伊作衡被捕处死，而且齐齐哈尔的国民党部也全被破坏。同年12月30日，王在呼兰被捕。
王被捕后押到哈尔滨。日伪警特先用软的进行哄骗，王根本不为所动。接着又对其使用各种酷刑，但王早已抱定誓死殉国的决心，任凭警特百般折磨，始终坚贞不屈，他所发展的国民党员没有一个受到牵连。1942年夏，日伪当局将王送伪哈尔滨市法院公开审判，罗织罪名，处以绞刑，时年54岁。
王明五(1888-1946．6)
王明五，原名王权政，吉林省农安县元宝洼子村人。少时随父王之盛学习中医，在多年实践中，逐渐通晓内、外、妇、儿等科。1922年举家迁到呼兰县城，1923年在大十字街路西开中医药店兼坐堂先生。1927年同侄子王景戎创办呼兰中医学社。
中医学社地点在县城北大街路西，共有26间房舍，其中11间为办学教室。授课以王明五，王景戎为主，还聘请几位著名中医任教，先后有常东山、王子君、庞奠川和刘汉生等人。王明五全面负责，王景戎兼任教务，王继仁(王明五之长子)负责后勤。学社共开13科目，主要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杂症、针灸、药性、脉学等。教学内容除《黄帝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等经典著作外，王明五还根据古代经典自编了一些通俗易懂的教材，如伤寒论、温病、痘疹等。每期招收学生少则二三十人，多则四五十人，不仅有省内各地学生，还有吉林省学生。学制5年，3年讲授课程，2年临床实习。每年学费35块大洋，包括学杂食宿。学社学纪严明，教学秩序井然。在教学方法上，王明五改变那种老师圈书，学生死记硬背的死读书的教法，采取理论和实习相结合，教师和学生相结合，听讲和自学相结合的方法。贯彻先由教师授课，再由学生消化理解后背诵，并随时临床实习。学社教师皆为当地名医，他们一方面讲课，一方面又对外诊病。有时遇到疑难病例进行实际教学，使学生听得懂，记得牢。学社每周末都有医学讨论会或医学讲演会，会前出题目，公布于众，师生共议，共同提高。如果几方面意见不统一，认识不一致时，王明五则给予解答。在讲药性时，则把学生带到药房去，一方面用眼辨认实物，一方面用嘴辨尝药味。通过讲授书本知识与实际品尝药品，使学员看得清，记得牢，学员水平提高很快。
王不仅注重教学，还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教育学生尊师爱友，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王关心爱护学员，凡学员遇有困难，他尽力帮助。王还提倡锻炼身体，教室前有一大操场，学员们有时玩球、做体操、踢毽子、蹴行头，课外活动很活跃，使学校充满了生机。
王潜心研究医学，有着丰富的临床实践经验。民国时，有一病人王全富，患伤寒，病入膏肓，家人已备后事。仅抱一线希望找到王明五。经王精心诊治，王全富竟获痊愈。王不仅医道精湛，还富有高尚的民族气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1932年日本侵入呼兰，成立了傀儡政权。1940年，日伪统治者要王明五改"中医学社"为"汉医学社"，王明五拒理力争，不同意改名。日伪统治者对王施加压力，说如不同意改名，则取消中医学社。王热爱自己苦心经营的中医学社，热爱自己的学生。"中医"、"汉医"虽为一字之差，实质却是要中国的尊严，还是屈服于日本的政治需要。王痛苦万分，三天三夜没吃好饭、没睡好觉。最后毅然决定，停办呼兰中医学社。
1941年日伪统治者为笼络呼兰中医界，成立呼兰汉医会，强迫王参加。中医同行们一致推举王为会长，王并被选为滨江省汉医学会副会长。他虽不愿为日伪统治者做事，但为发展中医，仍尽心尽力。除率会员共商医事外，还为呼兰中医界创办了《汉医会研究》刊物，通过这块园地交流和提高中医的医疗水平。王自己还著有《医学便读》。
王创办的中医学社虽为日伪统治者不容，但王高深的医疗技术和理论知识，却为呼兰人民所爱戴。王精心办学，为省内外培养了近300名中医。他们中有东北名医常明文、黑龙江省中医学院教授魏景阳、省中医研究院副主任医师于泗海及哈尔滨、呼兰、巴彦等名医10多人。1946年6月王明五病逝，终年58岁。
黄有(1899-1938．3)
黄有，呼兰沈家乡罗家窝堡村(今文化村)人，幼年务农。1920年同其兄弟黄富、黄珍迁往汤原县前太平川后六里路开荒。后开垦到300多垧地，成为地主，群众称该屯为黄有屯。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人民纷纷起来抵抗。黄参加了当地的红枪会。1934年春，中共汤原中心县委负责人夏云阶，率领抗日游击队，在太平川展开了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斗争。6月夏云阶率队在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动员开明地主献出武器和物资，帮助游击队解决困难。黄热情赞扬游击队是真正抗日救国的队伍，他对夏云阶说：“我黄某也有一颗受国的心，愿为游击队捐款献枪，共同抗日”。黄牵来5匹马，拿来10支枪交给夏云阶，并表示要卖掉100余担粮，把粮款献给游击队。1935年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游击队的讨伐越来越残酷，抗日斗争越来越艰苦。一天晚上，黄召集家人，说了自己要去抗日的想法。家里人都不同意。黄说："咱家过到这个地步确实不容易，但没有国家那有小家，当亡国奴的滋味不好受啊!共产党领导抗日，老百姓都来支持，就能够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那时我们再重建这个家吧……”。当晚黄携带卖粮款，参加了汤原游击队，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司令部副官、稽查处处长等职，负责后方密营工作。有一次，抗联三军政治处主任冯仲云派他到伊春山里去建营房，他盖了一幢9间大房，准备给部队到伊春休养用。在当时作战的情况下，这样大的目标是不合适的，一些同志批评他劳民伤财。黄虚心按受批评，毫无怨言，仍积极做好后勤工作。
1937年冬季的一天拂晓，住在汤原县西北沟石场屯的抗联战士紧急集合，向山里转移。黄留下检查战士执行群众纪律情况。队伍走后不久，日军偷偷包围了屯子，黄被捕了。日本军官强令他带路去找密营。黄假意答应。300多日本军经过一番准备，在当天半夜直奔汤旺河沟里。黄有带着这批日军，避开了抗联设在"四块石"的后方密营，穿过山林，东绕西转，在雪中跋涉着。走了四五天光景，深入小兴安岭东麓原始森林200多里。几天里，每到吃饭的时候，从不轻易打开自己的背包，而是向日军要罐头或者要饼干，顿顿总要吃得饱。眼见日军的"给养包"瘪了，心中暗自喜欢。黄将日军带到他盖的大房子处，日军以为是抗联的密营，包围了房子，但他们发现里面空寂无人，地面上长着枯草时，日军军官气得要枪毙黄有，并责令黄继续带路找密营，如再找不到就枪毙。一天晚上，日军找了一块背风的空地，蜷曲着身子围着火堆睡觉了。半夜黄悄悄爬起来，迅速钻进近处的树林子，向抗联密营的方向跑去。逃离虎口30多里地时，忽然觉得精疲力尽，手脚不听使唤，就近找了一些干树枝，生着火。烤了一块干粮，还没吃上几口，过度的疲乏使他昏睡过去。火熄了，四肢已冻得僵直，仍没有醒来。一个路过这里的抗联战士发现了他，急忙背上他返回营地。在一间小窝棚里，黄用微弱的声音说出了进山的经过。营地领导宋喜斌听黄有讲完，马上组织起40余名战士，去袭击日本讨伐队。接火后消灭了四五十人，其余被击溃。后来的消息证实：除少数几个人逃回汤原县城外，剩下的都在迷途中冻死饿死。
这时，黄的四肢因冻伤而溃烂，伤情逐日恶化，最后几乎只剩个囫囵身子。日伪统治者严密地封锁了城镇和山林，药品购置不进来，只是在他疼痛难忍时，服用一点大烟来止疼。平时用采来的黄波罗树根子熬成膏药做外敷，此外，无法找到更有效的治疗药品。他躺在木板床上，安慰大家；“有同志们健在，我就放心了。为了后人，吃点苦值得，死了也光荣”。战友们含着热泪劝说他，下山找个亲属家养伤，他摇摇头说：“不用了，那样会给他们带来危险”。1938年3月，黄有逝世，年仅39岁。
刘洪翥(1900．10－1969．9)
刘洪翥，字文轩，原籍河北省三河县，后随父移居黑龙江省龙江县。1920年7月，在齐齐哈尔省高师体育专科学校毕业，到呼兰任教。初任小学教员，后任兰东、北关、道文小学校长。刘擅长体操教学，他组织学生表演的器械操、罗汉操，使县人大开眼界，倍受称赞。1925年"五卅"运动后，呼兰各界群众为声援上海工人学生斗争，在呼兰大戏院进行义演，刘不仅积极组织学生参加，而且亲自登台表演。
东北沦陷时期，刘任劝学国民优级学校校长。劝学是日伪统治者奴化教育的实验点，日本主事一手遮天，刘则不卑不亢。但对同事，礼让宽厚，以诚相待；对学生从不打骂，而是关心爱护，循循善诱，深受师生的尊敬和爱戴。劝学校内的房舍年久失修，有的成为危房，但日伪统治者对此熟视无睹，也不拨经费维修。刘虽为校长，但无可奈何，只得向全县各界群众发起募捐活动，积极筹备钱款，准备建筑新房。动工修建时，日夜不离现场，亲自监工，终于建起33间宽敞明亮的教室，至今呼兰一中仍在使用。刘善于作组织工作，每年春秋县组织两次祭孔活动，从仪式设计到主祭，都由他安排布置。县里的田径运动大会，他也是现场指挥。
1945年"八·一五"东北光复后，建立人民政权，刘先被任命为县教育科视学，后任教育科科长。为恢复教学工作，一方面动员教师复职，一方面介绍社会上的知识分子到学校任教。经刘的积极努力，至1945年年底，呼兰县城内的小学基本全部复课。1948年刘任呼兰县文化馆馆长。为开辟工作，把娘娘庙的3间厢房改成文化馆，成立图书阅览室和游艺室，活跃了群众的文化生活。为支援解放战争，刘带工作人员深入街道进行宣传，组织排演小型歌剧，宣传青年参军参战的光荣事迹。除搞好宣传外，在文化馆还组织了早校、夜校、青年文化补习班。1949年11月，县文化馆安装了有线广播，是黑龙江省最早安装广播的县城。无论是广播器材的购置、线路的铺设、机器的安装、还是每周广播的内容和时间，都由刘一一策划完成。为庆祝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还主持在呼兰城大十字街建宣传塔。50年代后，相继建立的呼兰电影院、人民俱乐部、工人文化宫、体育馆、图书馆及新华书店等文化设施或娱乐场所，无不凝集着他的心血。
1956年11月，刘任呼兰县副县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刘深入城乡，抓卫生模范典型，召开现场会议，总结推广经验，推动全县爱国卫生运动的深入开展。在医院抓医德医风建设，在农村抓防病治病。刘十分关注戏剧改革，对传统古装戏和时装现代戏《白蛇传》、《唐伯虎》、《啼笑因缘》的改编上演，都在剧场观摩，配合导演加以研究、改进。刘始终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帮助把评剧团家住农村的同志，调进城里。为解决评剧团多数同志没房住的困难，又多次到房产处协商，房产处在评剧团后院建起两栋新房，演职人员高高兴兴地搬进了新居。50年代初，朝鲜战争中，朝鲜孤儿大量来到中国。省民政厅为解决朝鲜孤儿入学，在呼兰建立朝鲜儿童学院，1958年朝鲜儿童回国，校舍被省民政厅收回。当时全县30多万人口，仅3所中学，教育急需发展，又苦于没有经费。刘多次到省民政厅协商，要求将朝鲜学院校舍留给呼兰，建1所中学。经刘的努力争取，省民政厅同意，从校舍到桌椅等设备，全部留给呼兰。在此基础上，1958年成立了呼兰县第四中学。
然而，受"左"的思想影响，刘作为民主人士的身分，只能被限制使用。1960年不再任副县长，改任呼兰县文化馆馆长，1966年7月离休，1969年5月13日病逝，终年69岁。
胡起(1906．6-1967．5)
胡起，原名胡荣庆，北京人。父亲曾是清政府的文官学士，因参加戊戌变法和维新运动被革职。不足10岁时，父母相继双亡，被送往北平香山慈幼院(孤儿院)就读。1919年提前升入中学。1924年中学毕业，考入北京香山师范专科学校。在校期间，读了一些进步书刊，接触了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很快接受了共产主义学说，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受党组织的派遣，胡和妻子程远(北京香山师专同学、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同来到哈尔滨，进入呼海路传习所学习。1929年秋，在传习所秘密发展了罗烽(傅乃奇)、徐乃健为中共党员，在呼兰马船口成立中国共产党呼海路特别支部。胡任特支书记，罗烽为组织委员，徐乃健为宣传委员。以后胡调呼兰石人城站任站长，又在石人城建立了支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黑龙江，马占山将军奋起抵抗。按照党的指示，胡起在呼海路沿线组织群众成立了反日会。通过警官张玉福把车站的警察组织起来，成立呼海路军事委员会。1932年5月，为配合马占山的抗日活动，到呼海铁路局的机车库，组织工人将20多列车和车皮，连夜拉过呼兰河北岸，同时放火烧毁呼兰河上的木桥，阻止了日军的北犯，为抗日部队安全北撤赢得了时间。胡还组织呼海路特支党员和铁路员工加入马占山的抗日队伍，壮大了抗日力量。
1933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遭敌破坏，由于叛徒的出卖，1934年6月18日，胡在呼兰石人城站被日伪警察特务逮捕。在哈尔滨道外狱中，警特对他施用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用皮鞭蘸凉水抽打，打完抬到火上烤，灌辣椒水、过电、用绳子吊起来上大挂，在腿上抹松香，然后用火烧……。这种凶残毒辣的审讯一个月进行五六次，但胡大义凛然，毫不屈服，保守了党的机密，表现出共产党员视死如归的崇高品质。狱中条件极差，犯人死亡很多，胡和一些党员难友们发动了绝食斗争。坚持7天7夜不进食，迫使日伪当局接受了要求，改善了"政治犯"的生活。1941年胡出狱后，在呼兰县腰堡乡种地，他爱人程远在腰堡小学教书。他们虽被日伪特务们严密监视着，但仍不断地与同志们进行联系，寻找党的组织。
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中共党组织派人将胡从呼兰接到哈尔滨。10月24日，钟子云、李兆麟决定成立哈东地委，并要求迅速进驻阿城开辟工作。10月27日，在苏联红军的配合下，接收了阿城县伪政权，建立了阿城县民主政府，胡任县长。刚刚解放的阿城，敌我斗争非常尖锐。日伪残余，国民党地下先遣军和地方土匪相互勾结，妄图扼杀中共新生政权，暗杀党的主要领导。土匪曾不止一次地对胡行刺，有一位警卫员为掩护他而光荣牺牲。1946年5月，国民党新编27军副军长左建堂残部400余人潜回阿城县小岭的程家围子和郭家店。胡带领县大队配合三七部队，集中300余名战士，于5月13日晨赶到程家围子，与左建堂匪部展开激烈的战斗，将左建堂匪部打散。阿城县阚家屯原为中央胡子第三军马龙溪(司令)、侯连升(连长)的巢穴，有匪徒八九十人，四处抢杀奸淫、勒索百姓，无恶不作，在阚家屯南岗活埋民主联军战士4人，在正黄旗活埋双河区工作队队员2人。9月中旬，阿城县驻军三七部队出动大部队剿匪，胡起率领队伍配合行动。经一个月的追击、围困，将这股顽匪击散。为支援解放战争，胡于1946年11月和1947年7月，两次带阿城县民夫参加解放吉林省德惠和三岔河等地的战斗，都出色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多次受到上级的奖励。
1950年胡任锦州铁路局局长。这期间，曾被选为铁路系统模范干部，出席全国群英大会。1958年任牡丹江铁路局局长，曾以中国铁路代表团副团长的身分出国参加国际会议。1961年任大连铁道学院院长。两次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65年任铁道部特派专员兼大连铁道学院院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仍坚持工作，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进行坚决抵制。1967年5月14日，他被绑架到大连"红色造反团"总部，受到惨无人道的刑讯，在被打成重伤后，扔于楼下惨死，终年61岁。1978年，中共中央为胡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于天放(1908-1967．5)
于天放，原名于九公，化名于树平，又名于文礼，呼兰县白奎乡三道沟屯人。1918年开始读小学，1921年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工业学校。时值大革命时期，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1927年秋季，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省城齐齐哈尔8所中等学校的数千名学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于是这项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这次示威活动中，他和另外7个学生被捕，在督军署扣押两天后获释。1928年8月，考取了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他勤奋读书，潜心研究中国经济状况，探索救国的道理。1929年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1930年参加清华大学驱逐反动校长罗家伦、吴南轩的斗争。1931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毅然投笔从戎。1932年春，与张甲洲、张文藻等5名东北籍同学，一同回东北开展武装抗日游击活动。1932年5月，成立由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于在北满联络站工作，负责游击队与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联络。1933年春，中共满洲省委派于到齐齐哈尔开辟地下工作，不久组建了中共龙江特别支部，任支部书记。并以教师身分为掩护，在青年学生中进行抗日救国宣传，组织抗日救国会，引导一批爱国青年参加抗日队伍。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及所属党组织遭到破坏，与党组织失掉了联系，便到富锦县寻找党组织。这期间，利用在县立第一中学教书的条件，向青年学生进行抗日救国思想教育。有些青年学生受启发后，入关参加抗日救亡活动，有些直接参加了抗日队伍。1937年加入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后改为十一军)，并与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接上了关系。先后任抗日联军第十一军随军学校教育长，十一军一师政治部主任。1938年冬，随李兆麟所率远征队伍由富锦、宝清出发，越过小兴安岭，到海伦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40年5月，任六支队政治委员，活动在铁力、庆城、绥棱一带。1941年东北抗联第三路军的主力进入苏联境内整训，于作为第三路军总部特派员，负责指挥六支队留守小分队留在国内，在海伦、绥棱、北安、庆城一带秘密发展救国会，建立抗日据点，坚持抗日斗争。1944年12月19日，由于叛徒告密，在绥棱县宋万金屯被捕。先后关押在庆安、北安监狱。在狱中，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毫不屈服，使敌人一无所获。后来，在被俘的日本警官中西正植的供词中也承认："我尊敬为正义而舍生的于天放将军"。于在狱中，一面与敌人进行顽强而巧妙的斗争，一面寻找机会越狱。1945年7月12日，他与同狱的赵忠良(抗联三军战士)打死日本看守石丸，逃出北安监狱。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掩护下，甩掉敌人追捕，脱离了险境。解放后，撰写了《牢门脱险记》一书，记述了这一段惊险的经历。
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先后任中长铁路护路总监、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黑龙江省法院院长、黑龙江省军事部长、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等职。1954年8月，黑龙江、松江两省合并为黑龙江省后，转业到地方，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1958年8月至1964年5月，任中共牡丹江地委第二书记兼行署专员。1964年9月，当选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任黑龙江大学校长。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惨遭迫害和摧残，1967年5月3日含冤自杀，终年59岁。1982年9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为于天放彻底平反昭雪。
张兰生(1909-1940．7)
张兰生，又名包巨魁，满族。呼兰县城人。在呼兰模范小学读书时，正值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呼兰各界群众纷纷上街游行，声讨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张兰生和同学张克明、滕永庆及县中学学生王文魁、常武明等联合发起成立呼兰县学生联合会。发表声明，号召呼兰人民“猛醒”!"速起"!"为学生之后盾"。张还组织学生上街讲演、到各商号去募捐、宣传抵制日本货。7月，组织各校学生在西岗公园举行义演，将演出所得，全部支援上海工人、学生斗争。高小毕业后，升入呼兰中学，1928年中学毕业，同年考入哈尔滨电业局电车厂，当"车掌"(售票员)和司机。
1932年2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张积极参加电车厂工人的罢工斗争。还常常以消极怠工，少收或不收车票办法对抗日本人，因此受到“重点”监视。中共哈尔滨市委加意培养教育，使他迅速提高思想觉悟。1932年哈尔滨电业局成立了秘密党支部，张首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当选为支部委员。1933年4月2日，哈尔滨电车工人举行大罢工，他是罢工的组织者之一。1934年2月，哈尔滨电业局党支部遭到破坏，受中共哈尔滨市委派遣，赴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工作。1935年2月，任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书记，领导珠河、五常、方正、延寿等地的党团工作。在1934年冬和1935年春日伪当局发动的"大讨伐"中，他率领珠河地区的广大军民，粉碎了日伪的围剿。1935年10月，组建珠河县人民政府，壮大了游击队，在道北、道外、亚布力、双东、苇河成立了区委，在延寿、方正成立了延方特支，党员达到300余人。1935年夏，日伪当局加紧"讨伐"珠河游击根据地，根据地和反日群众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张兰生于9月10日主持召开了珠河中心县委执行委员会议，决定把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主力，由珠河地区向松花江下游的汤原、依兰、勃利地区转移，开辟游击新区。张与珠河中心县委成员则去老区开展恢复根据地的斗争。
珠河游击根据地被敌人蚕食破坏后，1936年5月，珠河中心县委决定离开珠河，向下江一带转移。9月，张与珠河中心县委成员抵达汤原，与三军主力会合。9月18日，出席了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及抗联三、六军党委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张当选为常委、宣传部长。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张当选为北满临时省委书记。1938年东北抗日斗争进入艰苦时期。张和省委其他领导人，共同指挥抗日联军第三、六、九、十一军主力部队，向海伦地区远征，胜利地粉碎了日伪妄图将抗联“围歼”在三江的阴谋，开辟了黑嫩平原新游击区。1939年4月12日，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二次执委会，将临时省委改为北满省委，张当选为省委常委，兼任抗联第三军政治部主任。为贯彻执行省委执委会议精神，与三军军长许亨植召开了三军军部会议，总结三军党政工作，整顿党的组织，加强党在军队中的领导作用。会后，率领三军二师在依兰、通河、汤原一带开展游击活动。
1940年7月，张在德都县朝阳山与抗联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共同商讨开展讷嫩地方党的工作问题。7月19日，日伪骑兵"讨伐"队突然包围了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在突围战斗中，张兰生壮烈牺牲。时年31岁。
刘志恒(1910―1937．7)
刘志恒，字智新，黑龙江省宾县人。小学毕业后入宾县县立中学读书。在吴天民老师的支持下，刘和季铁中、杨继增等同学组织了读书会，读了大量进步书籍，受到革命启蒙教育。
1932年9月，由吉林省一师转到哈尔滨东省特别区立第二中学高中(师范科)五班。五班学生中有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他们开展了为抗日战士募捐和向校方要求增加伙食费的斗争，刘积极地参加了这些活动。1932年11月，刘参加了共青团。1933年末，团省委派陈涤非去上海参加全国反日大同盟会议后，返回学校。因管理员不卖饭给他，两人发生争执，陈将管理员打得鼻孔流血。管理员是学校训育主任的小舅子，学校决定开除陈涤非。工友暗中告诉刘志恒：“开除陈涤非的革牌(布告)都写好了，就等着贴呢"。刘告诉工友先不要贴。和同学们一起找校长，可校长不允。刘又找几位老师，请他们出头向校长交涉，仍不允。团支部紧急开会研究，如果学校无理开除学生，就集体罢考日语。刘当晚找训育主任，告诉他罢考日语的情况。训育主任怕事情闹大，急忙跑到校长家去了。第二天，处分陈涤非的革牌贴出来，仅记大过不开除了。这一结果，是同学们团结斗争的胜利，大家称赞说：“陈涤非怒打‘国舅’，小刘坨(刘志恒的绰号)三挡革牌"。此事在学校一时传为佳话。
刘师范毕业后，回到宾县，先在九千五小学，后调西门里小学当教员。1934年春，团省委遭敌破坏，与组织失去联系。此后刘9次到哈尔滨找党的组织，终于在1935年10月，找到董雨航和满洲省委代表杨金涛。经董雨航介绍，转为中国共产党。
1936年春，哈尔滨特委派刘到呼兰，任中共呼兰特别支部书记。刘在呼兰城内的兰清小学当教员，经常利用课堂向学生讲授进步作家的作品，介绍国内外新闻，传播进步思想。晚上，借给毕业班的学生补课之机，向学生灌输爱国主义思想。还通过借题发挥的方式，揭露日伪当局的反动罪恶，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并把思想进步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张孝、周兴业都是读书会的骨干，张孝还把尤丙智、李经文等同学介绍进读书会，扩大了组织。刘利用一切时机，宣传反满抗日。借带呼兰师范速成班的学生白刚去呼兰河划船游玩之机，对白刚进行革命教育，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种种罪行。刘和同校教师赵景裕住对面屋，在他的影响下，赵也坚定了和日伪斗争的决心。刘利用自己所处的环境，不失时机的秘密工作，并发展教师苏铭涛、学生白刚入党。
刘积极进行社会活动，在会友书局建立党的秘密交通站。中共哈尔滨特委曾派唐景阳多次到呼兰送宣传品及党的指示。刘及时向同志们传达和宣传。有时他把上级来的传单放在枕头里秘藏，在适当时机转给群众。
日伪当局为加强对东北人民的统治，各个学校都派有日本人。这些日本人名为教日语，实际是特务。兰清小学有个日本人叫广岗君道，据说原来当过和尚，他发现刘志恒社交频繁，对此十分注意，告诉校长高文国监视刘的活动。高心中纳闷不知为何，一次刘给学生讲课，高在窗外偷听。当高听到刘对学生们说：“我们不能当亡国奴，要团结起来和日本鬼子斗争”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高不敢把此话告诉广岗君道，又怕牵连自己。于是到教育局寻找借口，1936年11月，将刘调往白奎乡望山村小学。
1937年4月15日，日伪统治当局对共产党人大检举、大逮捕。4月16日，哈尔滨特委遭敌破坏，由于叛徒的供认，哈尔滨特委所属的巴彦特支、宾县特支、呼兰特支、陶赖昭特支均遭破坏。4月17日，刘志恒被捕，同时逮捕了教师赵景裕、学生白刚、周兴业、张孝、蔡国祥、梁瑞卿、会友书局经理姚庆友。在哈尔滨宪兵队，不管敌人怎样严刑拷打，刘大义凛然，威武不屈。1937年7月21日，日伪将刘志恒等28位革命者枪杀于哈尔滨的圈河，年仅27岁。
李树芳(1911．5-1969．11)
李树芳，河北省平山县三级乡赵家岸村人。8岁丧父，13岁丧母，从很小起就给地主当长工。1937年10月，李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所在一一五师三十四旅奉命南下，行至山东过京汉铁路时，遇上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土匪武装，双方展开激战。李机智勇敢带领一个排的战士打头阵，很快就打垮了土匪的堵截。部队返回江苏时，正值土匪“孙老虎”对八路军进行骚扰，“孙老虎”狡猾凶残，暗中得到国民党的资助，专门与共产党作对。鉴于此，上级决定拔掉这个钉子，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李树芳。李反复琢磨，认为白天进攻伤亡大，决定晚上智取。率领一支小分队，夜袭“孙老虎”的巢穴，一举活捉了“孙老虎”和其手下的42名土匪，荣立特等功。在解放江苏省连水县战斗中，不怕牺牲，冲到敌碉堡底下，把手榴弹投进敌堡，炸毁了敌堡，荣立一等功。1941年任黄克诚将军的警卫连排长。1943年，带领全排掩护司令部转移时与日伪军相遇，李带头冲在前面，打死打伤200多敌人，保证了首长的安全转移。在攻打江苏省小区围子时，一人活捉日伪军一个排长和几十名士兵，再次受到部队的嘉奖，被晋升为连长，上级并把李所在的连命名为"钢铁连妒。
1945年抗战胜利后，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随部队北上，任副营长。1946年4月，所在的三营从长春赶到四平，参加四平保卫战，三营执行阻击任务，打得国民党军抱头鼠窜。在1947年的临江战役中，带领三营在靠山屯一带歼灭国民党一个加强营，并活捉了营长。但在这次战斗中，被国民党军队的六。炮炸断了右腿，送至呼兰战勤医院治疗。
1948年10月，李从部队复员到呼兰县企业科任科长。李是二等残废军人，满可以休养，但他却满腔热忱地投身到生产第一线。工作中，仍保持着老八路的优良传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1950年4月，当选为呼兰县县委委员(相当于今县委常委)。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呼兰的战勤医院陆续接收了700多名伤员，李任战勤医院政委。这批伤员大部分是烧伤和冻伤，疼痛难忍，哭喊声不断，加之残废后精神苦恼、烦燥，极易动怒打人、骂人，医院很难管理。为减轻伤员的痛苦，防止发生意外，李拄着双拐，经常深入病房，跟伤员谈心、唠家常、讲战地生活、战斗故事，鼓励伤员耐心接受治疗，争取早日恢复健康。有时李还为重伤员接屎倒尿。当伤员知道他在战场上屡建战功，失掉一条腿还做医院的政委，都拉着他的手，一再表示遵守院规，好好接受治疗。1954年大批伤员康复陆续出院，李把护送人员分成5队，各队都按时完成了任务，得到出院伤员的一致好评。1955年12月，县委嘉奖李为荣军模范，授予一枚优抚模范勋章。
1955年底战勤医院撤销，李到坐落在呼兰的省结核病防治院任副院长，主管后勤工作。医院有700多张床位，规模大、人员多，后勤工作难干。但李毫无怨言，克服种种困难，把工作做的有条不紊，深受患者与医护人员的爱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造反派"把他打成"走资派、反党分子"。李一身正气，怒斥"造反派"："我为革命流了多少血，还炸掉了一条腿，怎么能是反革命?"李遭到轮番拷打，遍体鳞伤，后被家属接回家，但病情日益加重，1969年11月逝世，时年58岁。
萧红(1911．6-1942．1)
萧红，女，原名张乃莹，宣统三年五月初五(1911年6月1日)生于呼兰府城一封建知识分子家庭。其祖父张维祯原为封建地主，但不善经营，家境大不如前。其父张廷举系齐齐哈尔省立优级师范学堂毕业，奖励师范科举人，终生从事教育工作。其母姜玉兰，为呼兰著名私塾先生姜文选之女，自幼随父读书。萧红幼年时，得到祖父张维祯的溺爱，受到良好的文学启蒙教育。1919年8岁时，生母姜玉兰病故，同年其父娶继母梁亚兰。1920年秋，萧红入呼兰县第一女子高等并设国民学校(俗称南关女校，1921年改为第一女子高等国民小学校，1924年改为第一女子初高两级小学校)读书。萧红学习用功，作文特别突出，经常得到老师的表扬。1924年初小毕业，升入本校高小班学习。1925年在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呼兰也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县内各界群众组织起"沪难后援会"、中小学组织起"学生联合会"，声援上海人民的斗争。萧红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参加游行、讲演，并和同学傅秀兰等到八大家去募捐。学生联合会在公园俱乐部举行义演，咨校纷纷拿出最好的节目，萧红也积极参加，并在话剧《敖霜枝》(反抗封建婚姻)中扮演了角色。
1927年7月，萧红高小毕业，因呼兰只有男子中学，没有女子中学，萧红进入哈尔滨市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读书。萧红爱好文学和绘画，特别爱读鲁迅、茅盾、郭沫若的作品，校刊上发表过她署名“悄吟”的抒情诗。1928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张学良接受修筑"满蒙新五路"，引起东北人民的强烈不满。11月9日，哈尔滨市大、中学学生罢课，上街示威游行，萧红勇敢地参加了这一抗日爱国运动。白天游行，晚上还和同学们偷偷往墙上贴"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等标语。
在初中一年时，父亲给萧红订了亲，男方的家长过去是东省特区的一个"统领"，未婚夫汪恩甲是滨江小学教员。1930年7月，萧红初中毕业，想继续升学。但父亲却叫她结婚，并给了一笔钱买嫁妆。萧红想，一旦结婚，则无法继续念书，但父亲很顽固，他决定的事是不容易商量的。萧红不便公开反对，于是偷偷跟表兄陆振舜乘车去北平，入北平女师大附中高中部学习。但迫于家庭的压力和经济封锁，萧红不得不于1931年1月返回呼兰。萧红到北平读书这一大胆举动，遭到家里、亲戚、邻居的白眼和讥讽，萧红难以容忍，同年10月，毅然逃出家门，只身来到哈尔滨。萧红出走后，父亲大为恼火，认为给他丢了面子，宣称"开除她的祖籍”。汪恩甲得知萧红和家庭闹翻，找到萧红，将萧红骗到道外东兴旅馆，与她同居了。 1932年2月哈尔滨被日本侵略者占领，8月大水淹了哈尔滨。而汪恩甲说回家取钱，则一去不复返。萧红怀有身孕，困在旅馆。萧红被迫给《国际协报》写信求援，在裴馨园及萧军等人的帮助下，逃出困境，不久与萧军同居，过着十分贫困的日子。在萧军的影响下，萧红开始了创作生涯。1932年年底，写出了第一部短篇小说《王阿嫂的死》。1933年10月，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在中共地下党员舒群等人的资助下，自费在哈尔滨出版。
日本侵略者进驻哈尔滨以后，对新闻出版事业的控制越来越紧，作家的创作受到严重的摧残。1934年夏，中共地下党组织为了保护党外进步作家，帮助萧红、萧军离开哈尔滨去青岛。在青岛，萧红完成中篇小说《生死场》。由于青岛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党组织又帮助萧红、萧军去上海。1934年10月底，萧红、萧军到上海后，立刻给鲁迅写信，希望能早日与鲁迅见面，请求指导。11月30日，在上海内山书店，萧红终于见到了十分崇敬的鲁迅先生。萧红投奔到鲁迅身边，这是她一生中的重大转折，是萧红创作道路上的新起点。在鲁迅悉心指导和热心帮助下，她创作发表了许多小说、诗歌和散文。出版了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集《桥》。尤其是中篇小说《生死场》的出版，倾注了鲁迅先生的许多心血。《生死场》是一部真实地反映北方人民的生活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现实主义作品。鲁迅为这部书的出版进行多方努力，但书稿被国民党当局扼杀，鲁迅决定作为"奴隶丛书"之三，自费由上海容光书局出版。鲁迅为《生死场》作序说：“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了，女性作者的细致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1935年12月，《生死场》出版，在进步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奠定了萧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成为萧红的代表作品之一。从此，在鲁迅的教诲下，萧红的创作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在国际上为数不多、颇有影响的女作家之一。
1936年，萧红和萧军在生活上逐渐好转，但在感情上却出现了摩擦，由于萧军有了"旧相识"，给萧红的精神和身体造成了较大刺激与损伤。为了摆脱痛苦和烦恼，同年7月，萧红去日本，在日本东京呆了半年，其间鲁迅于1936年10月19日病逝。她把对导师的无限怀念，寄托在她的作品中，在日本她写了《海外的悲悼》。1937年4月回国，写了《拜墓诗--为鲁迅先生》。以后陆续写了《记我们的导师--鲁迅先生生活的片断》、《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回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生活忆略》等文章。萧红的这些文章，情真意切，生动地刻划了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真实地记载了鲁迅先生对青年文学工作者的关怀和培养，为我们研究鲁迅生平留下了珍贵的资料。
萧红从日本回国不久，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民族的灾难，生活的变迁，使萧红暂时摆脱了个人生活的痛苦。1937年9月，在上海沦陷的前夕，萧红及其他一些文艺作者从上海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应李公朴先生之邀，去山西临汾民族革命大学任教。此时，由女作家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也从前线来到临汾。2月下旬，萧红随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去西安，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副主席亲切会见了她们。这年初夏，萧红决定和她共同生活6年的萧军分手。后来，萧军离开西安，与王德芬女士结婚去了延安。萧红和端木蕻良回武汉举行了婚礼。由于时局动荡，萧红与端木蕻良辗转到了四川重庆，此间，萧红写了《朦胧的期待》等许多作品，成为她创作的另一个高峰期。1939年底，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政府采取迫降政策，大肆轰炸重庆。为躲避日本轰炸，1940年春端木蕻良和萧红去香港。
在香港，萧红应邀参加了"鲁迅六十诞辰纪念大会"，8月3日那天，萧红在会上报告了鲁迅的生平事迹，在当晚举行的纪念晚会上，演出了萧红创作的哑剧《民族魂鲁迅》。萧红除偶尔参加文艺界的聚会外，很少外出，大部分时间都用在写作上，她写了短篇小说《后花园》。以寂寞、苦闷、怀旧的情绪创作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被茅盾先生誉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展现了人民饱受煎熬、麻木愚昧的情景，并表现了劳动人民的坚韧与顽强。这时萧红疾病缠身，在病中，完成讽刺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马伯乐》。此外还写了《北中国》、《小城三月》、《给流亡异地的东北同胞书》、《九·一八致弟弟书》等短篇小说与散文。到香港的后二年，是萧红创作的丰收期。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占香港、九龙。1942年1月，萧红病重，被送入跑马地协和医院治疗，庸医误诊为喉瘤。开刀手术，根本没有瘤子，加重了病情。1月18日，转入玛丽医院，确诊为肺结核和恶性气管扩张。此时萧红已不能说话，在纸上写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1月21日，玛丽医院为日军占领，萧红被从病床上赶走。处在危险期的萧红，那堪如此折磨，第二天便离开人世，年仅31岁。
耿田(1911．11-1985．2)
耿田，女，原名耿宽云，河北省阜平县魏家峪村人。父亲早逝，家境贫寒，10岁就到地主家当佣人。后在其表哥、共产党员李信仁的影响教育下，从地主家逃出参加了革命。1929年入团，1931年入党。抗日战争时期，在后方作了大量组织工作和妇女工作。1945年"八·一五"后，响应中央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号召到了东北，同年11月耿田任中共呼兰县委组织部长兼东三区委书记。
1946年蒋介石大举向东北进兵，占领了山海关、沈阳、长春等地。潜伏在各地的国民党余部，认为时机已到，到处招兵买马，收编土匪，对新建的民主政权进行反攻倒算。因此，清剿土匪、保卫政权，成为当时党的中心任务。东三区包括现在的杨林、二八、方台、沈家、腰堡、双井等六个乡镇，主要土匪有："诸葛"、"黄金龙"、"七国"、"中国"4股，每股一二百人不等，加上其他零散的小股土匪，合计1 000余人。耿田组织了六七十人的区武装中队，随时准备和土匪战斗。耿田头戴一顶狗皮帽子，脚穿轨靴鞋，腿上打着绑腿，身上背着短枪，如果不是自己人，谁也不知道她是女同志。耿田性格温和，可打起仗来，却勇敢机智，处处身先士卒。在耿田的指挥下，从1946年8月2日－1946年9月20日，不到50天时间，区中队和土匪打了5仗，共击毙土匪24人，俘虏10人，缴长枪5支、手枪2支、子弹300多发、马20匹，解放"肉票"(人质)19名。打得土匪心惊胆战，一听说耿田来了，闻风而逃。
耿田根据上级的指示，利用八月十五中秋节这个机会，召开土匪家属会议，宣传党的政策，指出只要土匪投降，政府宽大处理。耿田还把大米、白面分给土匪家属，让他们好好过个节，劝说土匪早日归降。耿田还在全区发动了“父母找儿子”、“妻子找丈夫”、“亲戚找亲戚”、“朋友找朋友”的救命运动。在党的政策感召下，一些觉悟的土匪纷纷投降，先后有56人陆续自首。
但"诸葛"等少数绺子还在大堡、水师营等地活动。耿田召开区中队会议研究，决定对"诸葛"除军事上狠狠打击外，在政治上还要进行争取工作，以促其早日投降。耿田多次给"诸葛"写信，陈破利害，晓以大义。"诸葛"提出要面见耿田谈谈条件。区中队多数同志认为这样太危险，"诸葛"为人奸诈，不可不防。但耿田不顾个人生命危险，决定深入“虎穴”，与匪首谈判，以便争取多数。到了约定那天，耿田只带两名同志深入匪巢。耿田一到，土匪们就往天上放枪，威吓耿田。“诸葛”万万没想到耿田能亲自来和他谈判，而且带的人很少。耿田向他提出缴械投降的三条意见：一是必须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政府宽大处理，保证不杀。二是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老老实实参加生产。三是人员要登记。“诸葛”听说要登记，跳起来说：“我们迟迟不投降，就是怕登记，怕被抓起来”。耿田说“登记是掌握每一个人的情况，我们保证不抓。如果老老实实，遵纪守法，我们是会和其他人一样看待的；如果继续作恶，必将严惩，这要看你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因此登记并不是主要的，关键在于你们自己今后怎样做人”。耿田一席话，解除了“诸葛”的顾虑。
耿田以党的政策为感召和"诸葛"谈判，获得了成功，"诸葛"这伙土匪全部投降。由于"诸葛"的带动，其余几伙，如"七国"、"中国"、"黄金龙"等绺子也先后投降。他们共带长枪47支、驳壳枪5支、子弹2 200发。东三区一带的土匪基本消灭了。
1947年耿田调巴彦任县妇联主任，后调松江省任妇联副主任。新中国建立后，任东北局纺织局党委书记、辽宁省熊岳印花厂厂长兼书记、北京光华染织厂厂长兼书记、北京冶金部地质机械厂副厂长、冶金部地质司二处处长等职。“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到迫害，后平反。1979年离休，1985年2月病逝，享年74岁。
王有山(1912．9-1979．1)
王有山，辽宁省朝阳县王家村人，幼时随父逃荒至呼兰县孟家乡八家村。家境贫苦，10岁起就给地主放猪，扛半拉子，卖零工。
解放后，王在挖财宝、分青苗、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事事走在前头，被群众选为八家村农会主任。194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平分土地后，王和3户贫苦农民，最先成立了插犋换工互助组，带动全村搞好农业生产。1950年2月，任八家村党支部书记。
1947-1950年，连续4年的互助合作过程中，王带领的互助组粮食产量大大超过单干户，使互助合作在群众中产生巨大影响。1952年2月，组织11户农民，成立呼兰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也是松江省试办最早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一。试办当年，劳动日值达2．05元，平均每户收入395元，高于全乡所有互助组的收入水平，在全县起了示范作用。1952年12月，参加了中央组织的慰问团，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战士。1956年春，又带头办起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富源生产合作社。在办社过程中，他认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积极发动社员科学种田。如一埯双株，合理密植；使用化肥和新式农具；加强田间管理；搞好秋翻地、秋耙地，努力创造增产条件。1958年富源生产合作社的亚麻创高产，同年12月，王有山出席了国务院召开的农业会议，受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富源生产合作社受到国务院的表彰与奖励。1951-1964年间，王有山一直是乡、县、地区和省的劳动模范。
王工作朴实，处处起率先垂范作用。白天参加生产，起早给社里(队里)挑水，晚上开会研究工作。每次外出回来，不是先回家，而是先到地里，边干活边查看庄稼长势。他经常访贫问苦，帮助生产、生活上的困难户解决问题。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发现老李头家无米下锅，回来后，立即让女儿把自己家的半袋子小米给送去。他给群众办的好事无数，可从没吃过群众一顿饭。出差开会，有时自带干粮，旅费也不用公家报。儿子结婚时，不顾世俗的偏见，力主从简，仅以烟茶和瓜籽款待宾客。有一年，王病得很重，本村一个姓孙的社员送给他两只野鸡叫他补养身体，他随后就让女儿把野鸡还给人家，并说：“咱们不能吃乡亲们的东西，乡亲们对我的关怀，情意我领了”。1966年10月，因年老多病，主动辞去党支部书记职务，任副书记，但仍带病坚持工作。他说："只要我有一口气，就不在家吃闲饭"。他带领社员在村西900亩苇塘上造养鱼池，年收入在7 000元以上。在村北建果树园，年产沙果、海棠达万斤。营造薪炭林105亩，3年伐1次，产值近万元。还先后组织建立了林业队、小烘炉和磨米厂，既增加了集体收入，又方便了群众。1971年3月，因病辞职回家。后病重，在临终前几天，对老伴说："我作党员的时间不长了，你拿5元钱，给我交最后一次党费吧"。(当时规定每月只交5分钱)。1979年1月，王有山病逝，终年67岁。县召开了近千人参加的追悼大会。
王汲然 (1914．11-1986．1)
王汲然，原名王鸣飞，字泽田，辽宁省辽中县古城村人。8岁入小学读书，12岁到哈尔滨投奔外祖父，就读于哈尔滨三育中学，1930年毕业，入俄文补习学校。王受外祖父、舅父影响，爱好下棋。棋风雄健、锐不可挡，"杀"遍哈尔滨街头摆棋式的人，被称为"虎将"，在哈尔滨棋界崭露头角。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停办，考入滨江省税务监督署，1933年被派往呼兰税捐局任职员。
到呼兰后，因工作相对稳定，业余时间阅读大量棋书、古谱，如《棋中秘》、《梅花谱》、《名人对局》等。经常研究布局、中局、残局的各派下法，棋艺逐渐成熟。1936年伪满洲国在长春举办象棋锦标赛，经过层层选拔，被选为哈尔滨市代表队。王功底扎实，年轻气盛，发挥出色，力挫群雄和棋坛老将，荣获个人冠军，在哈尔滨棋界名噪一时。
1938年调回哈尔滨，在道外税捐局做会计，1941年又到宾县税捐局做会计。1950年2月，任呼兰新民小学事务员，1952年8月，调呼兰文教科做财会工作，此后在财会战线工作30余年。王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所记账目清清楚楚、准确无误。加之公正无私、清政廉洁，被誉为教育局的"红管家"。
王的业余乐趣和嗜好，仍是研究象棋。每天晚间，饭后茶余，他独自一人摆棋式，有时到半夜十一二点仍无倦意。第二天早晨早饭前，又端起了棋书、研究着法，检查自己昨夜的漏洞，然后才吃早饭、上班，这已成为他几十年的生活习惯。除研究书本棋局外，还经常找名家高手切磋，不放过任何一次学习机会。哈尔滨市的象棋高手王嘉良、李中健、朱贵森等常到呼兰进行友谊比赛。王都及时记录、整理棋谱，对其中精采着法，详加译注。多年来，共收集、整理、创作了100多局新着法。有时外出开会，没有棋子，就和人下盲棋。没有棋子也能下棋，使很多人感到惊讶。
50年代，王率呼兰象棋代表队，参加松花江地区象棋赛，几乎年年获团体冠军、王获个人冠军。1963年举行全省象棋锦标赛，选拔前三名参加全国锦标赛。王获第三名，应该代表黑龙江参加全国锦标赛。但因为第一、二、四、五名都是省象棋队的专业队员，又是重点培养对象，省体委决定让第四名的专业队员参加全国比赛。当省体委领导找他谈话做思想工作时，王虽失去参加全国比赛的机会，但毫无怨言，他说；“让年轻人去吧，他们有前途”。1978年王获国家一级象棋裁判员称号。
王为呼兰的象棋普及和培养年轻棋手做了大量工作。50和60年代初，县工会的工人文化宫象棋活动室天天开放，棋迷们每晚都在这里集聚下棋。王耐心地给大家讲棋谱，分析残局并给大家示范。呼兰棋坛的很多后起之秀，都得到他的指导。张晓平、张小霞兄妹，天资聪慧，酷爱下棋，10岁起就投师于他，在他家吃住3年。王严格要求，精心培养，使他们的棋艺水平迅速提高。1980年张晓平13岁时，就获全省少年组冠军；张小霞13岁时获全国少年女子组冠军。现在张氏兄妹已成省象棋队专业队队员、国家象棋大师，在国内、国际比赛中均获得好成绩。
李桂林(1916．11-1983．6)
李桂林，巴彦县兴隆镇人。后随家迁至呼兰县康金镇前进村。8岁开始放猪、扛活、当长工、卖零工。1946年5月，被群众选为康金镇民主街街道主任和土改工作队的片长。194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任呼兰县东岗苗圃主任。1956年任康金镇党委副书记，1957年任三胜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主任。1958年8月，任康金镇前进大队党支部书记。
李桂林到前进大队任党支部书记时，社员的经济收入较低，生活条件较差，生产资料缺乏，技术落后，粮食亩产徘徊在100公斤左右。李带领社员搞科学种田，分条划块利用土地，选用优良品种，实行催芽坐水，合理密植。对高矮作物进行间种、混种、套种、复种，并采取施底肥、追化肥等一系列措施，使粮食产量逐年上升。自1959-1978年的20年中，全大队粮食平均亩产上"纲要"(200～300公斤)有7年；过“黄河”(300-400公斤)有5年；跨"长江"(400公斤以上)有3年。其中1962年平均亩产202公斤，成为哈尔滨市第一个上纲要的大队。1978年创粮食平均亩产463公斤的新记录，总产达210万公斤，卖给国家160万公斤余粮，是全县人均卖粮最多的大队。1961年《黑龙江日报》报道了《为农业八字宪法鸣锣开道的人--李桂林》的事迹。1970年《人民日报》发表《前进大队科学种田越种越甜》的文章。1972年省农业局组织人员写成的《斗到世界一片红》小册子，详细地介绍了前进大队的丰产经验，印发60万册，满足了省内外来访者的需求。1974年全大队采用"深松耕法"，获得粮食大丰收，受到前来参观的国际友人加拿大代表团的赞扬。从1971-1975年的5年间，全国各地先后有50余万人次来前进大队参观学习。李桂林多次被选为中共呼兰县委常委、松花江地区委员和呼兰县人大代表。1975年1月，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77、1978两年，出席黑龙江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第二次会议。
李桂林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在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带头吃豆皮和玉米穰制的代食品，以身示范带领社员度荒年。他不讲穿戴，即便是外出开会，也只穿洗干净的旧衣服。每次外出，为给公家省旅费，常自带干粮。他家住的是小3间土木结构的破草房，干部、群众多次要帮他建新房，都被他谢绝了，他说："等全大队社员都住上新房，我再建房"。就连大儿子结婚，也是用仓房改做新房。李对社员关心倍至，社员有求于他，只要能办到的，他总是积极给办。逢年过节时，准备好大米、白面、衣服、年画等，去慰问全村的五保户。对因公负伤的社员，亲自送去生活费和报销医药费。李任大队书记的20年，共向国家交1．65亿公斤征购粮。社员的生活水平发生很大变化，收音机、自行车家家都有，有40％的农民住上了砖瓦房。李深受社员爱戴，在他退休后，社员群众硬是帮他盖了3间砖瓦房。
1979年6月，李从前进大队调到县革委会接待站(在康金镇)任副主任，1981年7月退休，1983年6月病逝，终年67岁。
张伯彦 (1917．11-1944．7)
张伯彦，笔名征骊、信风，呼兰县南乡庙台子村人。1928年移居呼兰县城。其父张镜寰曾就学于北京朝阳大学法律系，后因家境变故，辍学回呼兰当教员。张镜寰为人忠厚耿直，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对张伯彦思想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张伯彦在县城模范初高两级小学毕业后，升入县立中学。张酷爱文学，除阅读大量古典诗词外，还广泛涉猎中国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名著。其典丽的作文，每次都受到老师的好评，同学们争相传阅。1935年春，考入阿城师范学校。入阿城师范不久，就和爱好文学的同学，组织了文学团体《黎明社》，开始进行业余文学活动。1935年4月，用征骊的笔名，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影》(短诗)，从此走上文学创作道路。在阿城师范的头二年，发表了几十篇诗歌、散文和随笔，成为《国际协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当时日伪统治者强化政治统治，在严密的封锁和禁锢中，东北青年所共有的时代烦闷和对前途的强烈追求，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1937年末，从阿城师范毕业回到呼兰，在劝学小学(原模范小学)任教员。此时改笔名为信风，继续创作和发表了若干篇小说、随笔和诗歌。在题为《如此作家》的一篇小说中，假借主人公的口提出："文章应为万民请命，替大众鸣不平!"这时期的主要作品有《吃豆腐杂感》、《闲话题壁文学》、《听蛙志感》、《寄铁窗下的待罪诗》、《乡居散记》、《亡命前的日记》、《黑色列车的犯罪》、《野鬼》、《茅亭》等。其思想内容多是揭露现实社会的黑暗，对劳苦大众的同情，抒发追求光明和进步的情怀。除在作品中影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唤醒民众进行反抗外，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张仍保持民族气节。他公开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明确地告诉学生：“我们是中国人”。他不参加“遥拜”，不背诵“国民训”、“奉读诏书”，使一些师生十分惊讶。一次他在黑板上写：“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要以这种精神征服我们的敌人——惰性!"这是双关语，暗含要针锋相对和日本侵略者进行斗争。1940年5月，学校组织学生到呼兰河畔白沙坨子野游。一位教师因喝多了酒，醉得不能走，张让他坐拉食品的车回去，但日本人教师小岛不让坐。张和小岛吵起来，小岛辱骂中国人是"低劣的民族"，不配坐车。他怒不可遏，操起木板子痛打了小岛。张在文学作品中所表现出的爱国与进步思想，早就为日本人所注意，痛打小岛进一步闯了祸。父亲为了儿子安全，先让其在家躲避两个月，后到农村达户井小学任教。半年后，因风闻警察特务部门的思想嫌疑犯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又转躲到石人城小学任教。1941年11月，张的亲友在偶然的机会听说特务要抓他，不得不立即远离家乡躲避，于12月初流亡天津。
到天津后，处境艰难。靠父亲求人，才躲在一个教会里。但他又不愿为教会办事而难以久存，因此在关内的一年多，半在天津，半在济南，也去过北平，到处寻找以身许国的出路。从天津寄给父母的一张照片背面，曾自题，"烽火连天，肝脑涂地，在这腥风血雨中，许多父母失去了他们的爱儿，你们的孩子依然顽健地站在这里......"。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有志的男儿，正有他们应当做的事情去做”。后来，与寄身教会的主事闹翻，失去立足之地，遂决心返回东北。
1943年初，张潜回呼兰。伪苇河县长苏堃是其父亲的同学，以此关系到苇河县公署房地科任职员。1944年春，被特务认出逮捕。初送哈尔滨伪滨江省警务厅关押，后被送至吉林市伪吉林省警务厅监狱关押。宪兵特务对其施以各种酷刑，让他交待和抗联的关系，张破口大骂，最后竟被打死，年仅27岁。
罗明哲(1917．12-1982．12)
罗明哲，曾用名罗绮、陈白之。呼兰县许堡乡黄岗村人。2岁丧父，家境衰败，后搬入县城居住。1925年入小学读书，呼兰中学毕业后考入齐齐哈尔日语专修学校，1937年又考入伪吉林国立高等师范学校文科国学系学习。
受家庭影响，罗自幼爱好文学，在齐齐哈尔日语专修学校学习时即开始创作。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副刊和长春《明明》、《麒麟》、《新满洲》及沈阳的《新青年》等杂志上发诗歌、小说。1937年鲁迅逝世一周年，在《明明》杂志上发表诗歌《哀鲁迅》，颂扬鲁迅先生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号召人民向鲁迅学习，做革命的硬骨头。此外，他还在《吉林日报》副刊、哈尔滨《大北新报》文学周刊、日本大阪《大阪每日》(华文)等报纸上发表了大量诗歌和文艺评论。
1941年春高师毕业后，罗到哈尔滨第一国民高等学校(现哈市第三中学)任国文教员。同年7月，结识了国民党哈尔滨地下组织负责人刘世恒，加入了国民党。在课堂上，罗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课余时，积极从事反满抗日活动，编写、发行宣传抗日的小型周报，并联络抗日同仁，开展抗日救国斗争。1942年1月29日，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同年8月6日，被伪哈尔滨高等法院判处15年徒刑。1945年"八·一五"日本投降后出狱。
出狱后，参与建立国民党哈尔滨党务专员办事处(简称"哈党专")。罗在他主办的《专白月刊》上，刊印了他从日文翻译过来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前五章)，他对国共合作，建设新国家抱有幻想。但国民党内的顽固分子，却怀疑他与共产党有关系，对其进行监视，引起罗的不满。当他逐渐认清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的反动面目后，公开声明退出"哈党专"，脱离了国民党组织。这一果敢行动受到中共的热烈欢迎，在哈尔滨影响很大。
1946年3月，经中共党员唐景阳、陈振球邀请，罗参加哈市文艺工作者协会筹备工作，1946年5月参加了哈尔滨民运工作队。后任中苏友协青年俱乐部副主任、哈一中、哈四中校长和哈尔滨市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候补参议员。1947年2月，任哈尔滨市教育局副局长，经蒋南翔(教育局长)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因受无辜牵连，被停止了入党候补期，等待组织审查。接着又受到曾加入国民党的历史问题的指控，很快从教育局副局长职务上降下来。先后任哈尔滨四中、五中校长、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教务主任、教务处长、中文系主任等职。1958年8月，任黑龙江大学教务处副处长，后被下放到宁安县渤海乡插队。"文化大革命"中，再次被捕入狱，受到"审查"，出狱后仍蹲“牛棚”。1973年以后，组织对罗明哲的历史问题做出结论，1980年省教委又按历史遗留问题，批准他为副教授，任黑大中文系主任。同年1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82年11月，经省委组织部批准，又恢复了以前的党龄。
虽多年忙于领导工作，但他仍利用闲暇时间，不辍笔耕。在省市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大量诗歌、散文和文艺评论。如：《评话剧<家>的两场戏的表演》、《渤海乡下放纪实诗歌创作》、《必须正确地反映生活》、《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日本战后文学的影响》等。还翻译过苏联阿斯林著《列强侵略东北史》等作品、翻译日本学者增田涉的《鲁迅传》及有关资料。罗编撰的《日本文学讲义》，被一些大专院校采用为教材。
1982年12月26日，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罗明哲逝世，终年65岁。黑龙江省和哈尔滨市为其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韩勇义(1920．11-1949．2)
韩勇义，女，辽宁省桓仁县连二担岭屯人。父亲韩文庆是哈尔滨轮船公司“广济号”船长，1927年冬全家搬到哈尔滨道外北五道街。9岁在道外小六道街女子小学读书，并学会了俄语。她活泼开朗，好打抱不平，性格豪爽、刚烈。1933年父亲被日本侵略者迫害致死后，全家搬到呼兰县城，住在监狱街6号。到呼兰后，韩进入女子高小读书，她的思想比较激进，深得呼兰县的第一个女中共党员程远老师的赏识。程教师经常给她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增强了她的爱国意识和抗日观念。
1935年夏，韩进入哈尔滨市立医院看护妇养成所插班学习，毕业后分到市立医院，成为见习护士。这时，在珠河战斗中受伤被俘的抗联女将领赵一曼被送到市立医院，由韩护理她。韩和赵一曼几次谈话后，把赵看作是一位可亲可敬的大姐，把自己心里话都向这位大姐倾吐。赵一曼也针对韩的父亲被日本人逼死的情况，讲日本侵略中国的种种罪行，讲妇女如何得解放的道理，讲中国的美好未来。这一切，极大的激发了韩的爱国热情。后来，韩看到报纸上刊登赵一曼领导战斗、负伤被俘的报道后，更加敬重这位女英雄。此后，韩更处处关心赵，当特务们来病房审讯拷打赵时，韩总是以赵的伤口恶化或刚吃过安眼药喊不醒为借口，设法应付，使赵少受了折磨，伤势逐渐好转。1936年4月，警特把赵一曼转移到单人病房。为了迅速逃走，韩和赵一曼及被赵争取过来的看守董宪勋3人制定了周密的逃跑计划。为筹备经费，韩几次回呼兰向母亲要钱，并将父亲留给她将来结婚用的金戒指和呢料衣物卖掉，换回现金。还在医院里偷着准备了一些医疗用品。一切准备就绪后，3人决定于6月28日夜晚行动。这天是董宪勋值班，又是星期日，伪警察厅和医院都休息，人员较少，便于潜出。
28日晚9点，董宪勋雇了一辆小汽车，董把赵背出病房，钻过板障，上车向阿城方向逃去。到阿城农村董宪勋叔叔家后，又雇了一辆马车，奔往抗日游击区。30日晨5点，在阿城县境内的李家屯，3人被警特追上，带回哈尔滨。警特对他们分别进行了审讯。赵一曼英勇就义，董宪勋也因受刑过重死于狱中。
韩在哈尔滨伪警察厅刑事科受尽各种折磨。日本大特务林宽重亲自审讯，残忍地给她上大挂，用火炭烧她的背和脸，还给她上电刑，这种刺激大脑的电刑，毁坏了她的记忆力。韩被特务折磨得死去活来，满身伤痕，最终也没有屈服。警察署在一份写给上级的报告材料中，描述了韩的崇高民族气节：“目前在哈尔滨警察厅拘审中的韩护士，她仅是在很短的时间受了赵一曼的宣传，已具有根深蒂固的抗日思想，她说：‘在自己的玉体之中所流着的热血，是中华民族的热血。我期待着将来的抗日战线得到扩大，把日本人从东北驱逐出去……’”。社会上许多热心人佩服韩的爱国精神，经过努力，使她由“政治犯”降为“纵匪逃走”的刑事犯。1937年6月，伪南岗区法院判处韩有期徒刑4个月，于7月8日释放，母亲把她接回呼兰县。
由于在狱中长期受折磨，韩得了肋膜炎、脓胸、肺病，出狱后也没痊愈，成为慢性病。1940年8月，同在呼兰电灯公司收费的陈镜如结婚。虽然有了家，韩仍不忘赵的教导，还想和陈一起去关内找共产党，参加抗日斗争，后因怀孕没走成。但他们已成被"视察要人"，日本特务时刻监视着。为躲避日本特务的监视，他们搬到呼兰农村达户村居住，但伪警察特务仍不时地来找麻烦。1945年"八·一五"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在东北从事革命斗争的同志找到韩勇义，韩到哈尔滨参加了革命工作。开始为苏联红军当翻译，后又到哈尔滨市助产士公会工作。家也搬到哈尔滨道里安顺街27号。韩工作非常积极，但只工作2年，肺病复发，医治无效，于1949年2月12日逝世，年仅29岁。
李振华(1924-1947．11)
李振华，吉林省永吉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父母流亡到上海。1932年在上海交通小学读书，1934年转入万竹小学。1936年12岁时加入上海《大晚报》组织的童友会。1937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上海的救亡运动十分高涨，李参加了上海儿童剧团和陶行知举办的"小先生"训练班，到难民收容所去演出。1938年14岁时，随上海儿童剧团一起参加了新四军。1939年到江苏省盐城做儿童工作，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调到草埝乡开辟工作，1943年秋到沙乡开辟工作。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李同华中根据地的干部、战士一起来到东北开辟东北根据地。同年11月来到呼兰。呼兰民主政权刚刚建立，国民党反动势力由公开转入地下，并和土匪、特务勾结，阴谋颠覆新生的民主政权，斗争形势十分复杂。为开展工作，急需培训大批干部，李开办了呼兰县第一期干部训练班。他不仅组织教材，还亲自讲课，深入浅出的讲解，深受学员的欢迎。此外，他还到呼兰一中给学生讲时事课，以提高学生们的政治觉悟。
1945年12月，国民党进驻哈尔滨。根据斗争需要，中共呼兰县委撤出呼兰县城，在东沈设办事处。李调到东沈开辟农村工作。李深入村屯，和农民谈心、交朋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引导他们进行革命斗争。在大方台和耿田一起领导分“满拓地”(伪满时日本开拓团的土地)和"集谷粮"，得到农民的拥护，为减租减息、反奸清算奠定了基础。1946年初多次参加剿匪战斗，战斗中机智勇敢，冲锋在前，给年轻战士们做出了表率。以后又到大用、白奎、石人等地指导工作。1946年夏，在石人敖木村，带领工作队搞分地试点。经广泛发动群众，依靠贫雇农，培养积极分子，建立起呼兰县第一个农民联合会。在农会领导下，组建民兵武装。试点之后，在石人区各村、屯相继建立村农会和村民兵武装队，进行反奸清算斗争。首先分青苗，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没地或少地的农民，并发放土地证书，确立农民土地所有权。这一作法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地主阶级，极大地调动了贫雇农的积极性，得到县委和省委的肯定，并在全县推广。
李大刀阔斧的工作，使得反动分子对他十分仇恨。石人区反动地主和土匪勾结起来，组织反动武装，杀害2名民兵战士，抢走6支步枪，并派人暗杀李振华。李住在石人天主堂院内的一座青砖房内，天天工作到深夜。有两次土匪跳进院内，准备杀害李振华，都被警卫发现，阴谋没有得逞。但他们并不罢休，有一次，李从外地回来，放下行李准备睡觉时，在行李内发现一个已经拉出引线的手榴弹，由于李高度警惕，避免了伤亡。但这些举动并没有吓住李振华，反而更坚定了他的革命斗志。
李历任县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勤奋工作，全心全意扑在党的事业上。在东沈办事处，他屋里的灯光是熄得最晚的。有一次警卫员If,喜叫他去吃午饭，正巧有人在汇报工作。工作刚汇报完，又进来一个人请李振华去开会。警卫员望着已放凉的饭菜等着他。过了两个钟头会议才结束，而李振华又骑马到县委汇报工作去了。
从关内来呼兰的老干部中，李是最年轻的一个，性格豁达，充满朝气。加之在文工团工作过，平时和同志们相处，总是有说有笑，一有闲暇时间，就教大家唱歌。他说："我们在关内工作时，经常唱革命歌曲，特别鼓舞斗志”。他教大家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实行了耕者有其田》、《你是灯塔》、《二月里来》等革命歌曲。大家都说：李振华在哪，哪就有歌声；李振华在哪，哪就有欢乐。
1947年11月，县委集中全县干部认真学习《土地法大纲》，并开展查阶级、查思想、查工作的整风运动，以便为全面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奠定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会议期间，李"胃疼"得厉害，但仍坚持开会和主持会议，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打止疼药。为工作而不注意身体，终于耽误了治疗时间，当把他急送军分区医院手术时，所谓的"胃疼"已变成盲肠炎穿孔和腹膜炎。临危时，李振华含着眼泪说：“毛主席啊，我不能工作了，不能参加土地改革了……”。11日下午3时逝世，年仅23岁。
李生前以机关为家，生活十分朴素。逝世前还未结婚，身边遗物除一支钢笔、一块怀表和几件旧衣物外，没有一分钱。他有一个十分珍爱的"保险箱"，里边装的也全是党的文件、书籍和工作材料。李振华逝世后，县委决定将他的遗体埋葬在呼兰公园。1947年11月14日，全县各界群众在呼兰公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