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县志几项内容如何归类问题，经过几年编写实践和方志学理论的提高，人们的理解、认识也逐渐有所提高。笔者愿将个人一孔之见公布于众，与修志同仁共议。
一、《社会编》与《民族宗教问题》
前几年出版的县志设社会编或设民族宗教章，大家均以为是合理的。可是，今天旧过头去看则感到有些不妥了。新编县志设社会编，许多同志撰文认为不妥。"社会"的内涵大，外延广；它所记述的内容无法反映"社会"这一概念所包含的社会范畴中的一切对象。无论是从广义社会，还是从狭义社会来讲，一部县志所应记述和其应该纳入县志中记述的内容，除了属于纯自然现象，属自然界范畴以外的，很明显，它是属于社会这一大概念范畴之内的"社会"界限的。所以，县志中设社会编与其它诸编平行，显然不合逻辑。有鉴于此，有的县志将社会编拿掉，是正确的。但心"民族宗教"去替代，我认为也不妥当。一是民族与人口，计划生育应归到一类，做到事以类从，归类得体；二是，如把民族与宗教归到一块为"民族宗教"，成了偏正词组，"民族"成了"宗教"的限制性定语，易议解为有什么"民族宗教"和非"民族宗教"；三是参加宗教团体，信仰宗教的人，在一个地区民族人口中无论是旧社会或新社会，其人数都是很少的。如我县天主教徒，无论是在清代、民国、伪满洲国，最多亦没超过500人。信伊斯兰教的人数最多也没超过千人，这还是把刚生下或未成年的回族儿童都计算在内。
我县清代至民国、伪满洲国时期，城乡佛教僧侣没有超过40人，道观道士只有20人。到1990年5月，女民8人，道士则一个也没有了。所以，设编立目应着眼实际，着眼于今天。
民族与宗教并无本质属性和亲缘上之不可分割的关系；一个人信不信宗教与民族毫无瓜葛。而《民族宗教))中之《民族》所记则是讲汉满蒙回等各族迁到一地后人口变迁等情况，以及我们今天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情况，它与县志中之《民族人口》所记雷同，因此，将民族并入《民族人口》是妥当的。宗教则可单立编章来记。
二、公债、金融债卷不应归入
从新出版的县志看，大多数将它归入到《金融》或《财政税收》，我认为，这样归类是不妥当的。
《金融志》所记述内容，范围是属于一域之金融机构业务活动，金融方面的宏观调控。公债，金融债券并非是它经常性的业务活动内容，也非为它对金融进行宏观调控的基本业务范围。它是由国家财政所采取的短期的、临时性的具有通融全国资金，用政府权威手段对金融采取的一种宏观调控作法。除国家财政部门以外的其它省市县均无权发行公债、金融债券的做法。每个省市县在发放农业贷款、工业贷款等方面，均可依据各地实际情况来决定怎么做，具有极大的灵活性，机动性。但它们却没有权力来决定该不该发行公债，金融债券，决定发行多少等等。为此，将公债归入《金融志》或《财政税收志》，均属不伦不类，名实不符。
三、方言、谚语等入志问题
写志初期，由于认识上偏狭，缺乏方志学理论上的指导，各地县志均将其归入到《社会编》中去记述了。随着方志理论水平的提高，人们方认识到，将方言、俗语、民谚、歌谣等归入《社会志》是不合适的。
我认为，应将此项内容归到((文化编))去记述。这里应指出的是，东北三省的方言，属北方语系，与北京语音比较接近。有些方言，俗语，谣谚等等，各地大同小异，实无必要重复。尤其是邻近各县之间有的几乎完全是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结果出现丁你这个县方言、俗语等和邻近县志中所记几乎一样，相互转抄，实属浪费。有鉴于此，有的县干脆把此项内容记述从县志中拿掉，无疑是明智之举。
另外，方言，俗语，谣谚，歇后语，民间传说，神话传说等，前几年，有的县将其归入《社会志》，今天看来显然不妥。这些内容则应归入《文化志》。我们不应将其视为纯语言或风俗现象，而应将其视为民间文学的一种样式；它们是具有知识性，劝导性，警戒性，哲理性，趣味性，流传极广，而又深入人心的一种文艺形式。为此，将其归入《文化志》是合适的。
关于方言、俗语，与邻近县重复的不应再纳入。应写外县没有本县独有的方言、俗语，方有存史价值，方能为研究者提供可靠的信息和资料。另外，我认为，记述一域内之方言，将它写成什么语音、语调、词性，词的构成等是不合适的，这不是写地方志，而是写语法教科书了。
以上是个人一点想法，简而言之，不当之处，敬所教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