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天，我从济南中等机器制造学校毕业，经过一番周折，和部分同学一起由第一机械工业部分配到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工作。1969年1月2日下午2点多，我们乘坐火车到达了哈尔滨。一下火车，我立即感到空气前所未有地冷，这天白天的气温也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而我的家乡济南当时的气温也就在零度左右，因此我感到天气特别冷，这也是我第一次对哈尔滨的寒冬有了最真实的体验。同学们穿着各种长短不一的棉大衣，操着满口的山东济南口音，引得市民都用异样好奇的目光看着我们，让哈市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帮从关内来的人。同学们出了站在好心市民的指引下，乘上有轨电车到了哈尔滨电线厂站下了车，又在热心市民的引送下来到了哈尔滨第一工具厂。当时厂里正在休新年假。厂部只有两名干部在值班，值班人员就让我们在厂部会议室暂时休息过夜，等明天上班了再做安排。

    1月3日，厂里领导立即研究安排我们吃住事宜。每人先借5元钱饭票，17日开工资时再还食堂钱。由于我们人多，厂里一时无法腾出那么多宿舍，暂时在厂食堂楼上水房让木工打上木头通铺，1月4日上午，我们在厂部会议室过了两夜后都搬了过去。

    1月3日上午我写了第一封家书，把来哈尔滨的情况简单地作了介绍，想把信及时寄出去，以免家中挂念，也想看看哈尔滨的市容市貌。刚到哈尔滨哪里也不认识，自己就盲目地向道里走去，在这严寒的天气里我穿着棉大衣，戴着单帽子，脚上穿着浅腰的解放鞋，在马路上走了十分钟左右，就感到耳朵冻得生疼，把大衣绒领立起来，也不起什么作用，只好用手捂着耳朵御寒。由于一直走在路上脚还没有感觉到冷，也不知道严寒天气的厉害和由此可能造成的严重伤害，我一直走到中央大街，又沿着中央大街向江边走去，在道里秋林商店附近，见到一所小邮局便把信寄了出去。实在是太冷了，我无心细看中央大街两边的各种独特的建筑，走到了防洪纪念塔也没停留观看就沿着江沿的路又向道外走去，一直走到了景阳街，又向南走，到新闻电影院，问了一下岗楼里的警察到一工具怎么走，人家告诉我走到南马路向右拐，结果我走到南极街才向右拐，一看路两边的房屋和我记忆中的情况不一样，也看不到一工具的大门，知道我又走错路了，一打听路人告知向前走不远有条向北去的路，叫开源街，走到头就到一工具了。到了厂里已是下午一点左右了，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走了三个多小时，到晚上耳朵就肿了起来，紫红色还向外渗着水，又痛又痒。别人看了我，有的说耳朵冻坏了，严重的都保不住了，听了这话把我吓得够呛，心中也没了底，惴惴不安地过了一个星期后耳朵结了层硬皮，半个月后硬皮掉了，耳朵才恢复了正常。

    耳朵冻坏后我对寒冷的冬天有了新的认识和重视，来哈之前也没带多少钱，就向同学借了15元钱，第二天上午到哈一百买了顶坦克式皮帽和一双胶底棉鞋。两个月后才把借款还上。2月中旬，厂里把我们这些学生分配到各个车间和部门去工作了。

    1971年8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我和同学王厚河到哈尔滨火车站去接车，3点半左右济南至三棵树的直达列车按时开进了哈站。我们接的这个人是该列车餐车的厨师，是王厚河初中同班同学，名叫葛东升。王厚河给我们之间作了介绍，算是认识了。葛东升说：“我带些西瓜你们要吗？”王厚河说他不要，问我要吗？我想刚处对象半个月还从来没给她家买过什么东西，这西瓜5分钱1斤，10多斤1个，当时哈尔滨根本就没有卖关内西瓜的。本地西瓜2斤左右1个，1毛钱1斤，还是半生不熟的生瓜蛋子，又贵又不好吃，山东的西瓜又大又甜，于是我就要了两个西瓜，花了1.2元，高高兴兴地拎着两个大西瓜给对象家送去了。一晃一个多月又过去了，9月下旬的一天，王厚河又找我陪他去滨江站接车，在餐车上我看到餐车主任桌上放有一大盘烧鸡，能有20多只，我问餐车主任这个烧鸡卖吗？他说：“卖，1.35元1斤。”当时中秋节和国庆节快到了，也不知给对象家买点什么东西好？这烧鸡不正好是礼物吗！于是我就花3.5元钱买了两只烧鸡，葛东升听说我要给对象家买烧鸡，他又把带来的香油匀给我一瓶（半斤）,有这两样东西给对象家送去显得更好些。要知道这两样东西在当时的哈尔滨已是多年见不到的，有钱也买不着。出了滨江站，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拿着这两样东西向对象家走去。

    以后无事时我常陪王厚河到车站接车，也知道了接车的规律，这列车是每八天来一趟，列车工作人员在车上工作往返得四天，在家休息四天。第二年春天，王厚河同学调到山东淄博工作，这接车的任务也就由我承担了下来。

    那时接济南至哈尔滨的列车基本上都是晚8点半至9点半，列车还经常晚点20分钟至1个小时，常常回到家已是半夜12点左右。列车晚点还倒是小事，由于我也不认识在铁路上工作的人员，一般都是买站台票进站。偶尔车站有什么情况，或者过年过节时车站不卖站台票，我接车进站就困难了，这时就得从邮政行李口、职工通勤口、货运口找门进，赶上把门严时，进站就更加困难，有时就到滨江站去接车，列车在滨江站停车时间短，没有下车时间就随车坐到三棵树再下车。有一次我从邮政行李口大门进站，被门卫工作人员拦住，门卫说：“进门也不打招呼？你是哪的？进站什么事？”我一看这样，反正车站也进不去了，就实话实说道：“我是一工具厂的，到车站接车也买不到站台票，才从这进的。”门卫听说我接车就让我到值班室坐下说，他问我接哪班车？那人是干什么的？我一一回答，当他听说我接的是济南的列车，人在餐车工作，对我的态度立刻大有好转，像和熟人一样唠起嗑来，他看看室内的表说：“不着急，时间还早，到点再进去，在这多坐一会。”这人有四十多岁，中等身材，一看就是社会上的人，一会他又自我介绍说：“我姓范，这站台上的人我基本都认识，有什么事你找我，到站上哪都好使。”列车快进站了，他拿一个日本侵略中国时铁路上用的旧提盒（就是饭盒），递给我说：“老弟，大哥今天没带饭，到餐车上替我买点饭。”我接了几年列车了，还从没有在餐车上买过饭，再说列车进哈站后对外也不卖饭，我想为了以后进站方便，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我到餐车上见到葛东升后就把刚才进站的情景告诉他，他听后二话没说，拿起饭盒就盛了半饭盒大米饭，又盛上两勺红烧肉，压了压，又盛上一勺黄瓜鸡蛋炒肉片，满满一大饭盒足够两个人吃的。我把饭盒盖上，葛东升知道哈尔滨肉供应紧张，就问我：“你也盛些肉带回家吧。”我说没带饭盒，他说没事，拿起一个大碗盛上满满一大碗红烧肉，又拿块饭布包上递给我，接完车后我高高兴兴地拎着饭盒和一大碗红烧肉，向行李口大门走去。我把饭盒递给了老范，他装模作样地要给我拿钱，我说：“不用了，没要钱。”他打开饭盒一看，满满的饭和香喷喷的肉菜，高兴地说：“谢谢老弟，这要是买得花不少钱，下次你再来接车，我要是不当班你就跟把门的提我的名字，保管让你进站。”从此以后我再来接车，只要是老范当班就让我替他捎饭。可见那时人们吃的是太差了。

    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国的生活用品及食品供应都比较紧张，几乎所有的吃穿用品都计划供应，也就是凭票凭证供应物品。那时的票证有粮票、布票、油票、豆腐票、糖票、肉票、肥皂票和粮证、购物证、煤证等等，但比60年代初期抗灾救荒时好些。那时山东各地已有集市或农贸市场，农民可在市场卖粮油、肉菜等物品，但哈尔滨周边还没有集市，吃穿用就指望政府供应的那点东西。因此那时经常找葛东升或老家亲属往哈尔滨捎带大米、面粉、花生米、水果、肉、蔬菜等物品改善生活。还往济南捎回去奇缺的木制品、豆制品等，如洗衣板、面板、菜板、家具、桌椅、自行车、大铝锅、豆粉等。1975年以前接车的人还不太多，每趟车也就有二三十人接车，而且都是家在济南的关系比较密切的亲朋好友来接车，来回捎点东西相互方便点也就罢了，但是到了1975年后接车的人越来越多，能有几百人，大部分人也不认识列车上的工作人员，这些人大都是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他们利用工作之便，把成面袋的黄豆，成麻袋的土豆，永久、凤凰牌自行车及各种木料等物品运到站台上和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直接做易货交易，互通有无。也就是用这些东西的价值换等价的大米、花生仁、香油、地瓜等哈尔滨缺乏的物品，济南至哈尔滨的列车还没进站，站台上已是人满为患，拿着各种物品准备做交易，就和自由市场一样，如此情景愈演愈烈。1977年后，由于国家各方面工作逐渐走上正轨，经济形势也越来越好，物质供应也越来越丰富，到车站接车的人也越来越少。1982年后我也基本上不用再到车站接车了。

    这十年的接车经历确实使家中的生活改善了不少，也使餐桌上的食品丰富、美味了不少。

    光阴如梭，一晃30年过去了。现在物质供应极大丰富，市场上吃的用的应有尽有，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买不到的，那段接车的历史已成过去，但当时的情景仍时常出现在脑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