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届修志工作开展以来，已经走过了十余年历程，全国出版了数以万计的各级志书和地情资料著作。地方志部门从原来单一编一部志书，发展为既编地方志、又编年鉴和地情资料，具有多项服务功能、多产品、多行业的工作机构。地方志工作开始摆脱封闭式的自我循环状态，逐步走向社会，并向市场经济靠拢。有的地方已经建立起集地情资料储存、开发、利用、服务为一体的地情研究中心。方志界已经把目光瞄准二十一世纪，并开始从信息论的角度探讨方志的特质，方志多元化的途径。而另一个方面，部分省、市、县在志书相继完成后，也相应面临着下一步做什么的考虑。其实，两者的焦点都在于方志如何面向社会。社会需要方志吗?方志能做些什么?方志如何适应社会?如何提高方志的文化品位?这里想谈几点个人看法。

 　 一、社会是否需要地方志

  　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宗师马克 布洛赫在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 导言》中用他小儿子的提问"告诉我，爸爸，历史有什么用?"开头。这个看似简简单单的问题却颇令史学家为难。显然，历史研究是出于人类进步的需要。那么常被人视为历史学的"下角料"的地方志有什么用?

    方志既然有理由存续几千年，自用其功用。从文化学角度看，方志的编纂是出于我国历史文化发展本身的需要。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从时间上讲要保存这几千年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文化，需要与之相配套的载体：从地域上看，我国幅员辽阔，秦有秦文化、楚有楚文化，齐、鲁、燕、赵、闽、越，各有自己的地方文化，要记载这浩瀚的文化现象，也需要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文章体载。包罗百科，不时而修，代代相续的地方志，正好承担起存储地方文化的重任。同时，每一次修志，又都是一次对地方文化的判断、选择和控制，即文化整合过程。修志人员根据自己的意图，在编纂过程中，对入志史料进行剪裁。通过删繁就简，去芜存菁，增补要义，调整层次，使本来纷乱无序的文化现象，趋于一体化，上升为有条不紊的系统文化，得以长期保存。志书出版发行后，在人们不断的检阅使用中，又起到传播、交流文化的作用。由此可见：地方志的存在、本身就是出于文化积累、存储和传播的需要。文化是人类聪明智慧的结晶、文明的果实。保存文化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利用文化。既然，修志是文化自身需要，方志学和所有学科一样，是为人类的进步而存在的，只要人类还需要文化，社会还需要进步，也就需要地方志。

 　 二、让社会了解地方志

  　地方志的内函很丰富，但最根本的功能应是"志"。"志"者记也，是记载保存一地的文化。其他所有功能，都是"志"的派生。反过来"志"又仅仅是手段，因为储存文化是为了给文化派用场。又因为"志"中还有是非之分、善恶褒贬之寓，因此又派生出教化功能。其实，志书的教化功能，并不是发挥得很好，这除了修志人员素质不高，志书质量不是很高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具有思想认识作用的历史，一直被士大夫当作取用于王侯的工具，苑圃于书斋之中；志则被视同于史，结果差不多。所以历史上的志书一直没有真正深入民间，志修好往往层层上送外，即束之高阁，发动民间读志，却从未有过。封建时代"政"是官事，民不与焉。地方志严于取材，长于记实，本身缺少娱情功能，其说教远不如悦目移情的文学作品有魅力，受人欢迎。新志编修时间不长，已出志书部头大，书价昂贵，普遍读者买不起，加上对方志不了解，认为方志："古"(古板)、"深"(深奥)"大"(部头过大)，遂望而却步。故真了解方志的人不多。在农村是拿志和家谱作比较时，群众才明白修志是修"地方的谱"，用谱的理解代替志的理解。甚至有些地方部门领导也这样认为。既然，谱修好后封存，志修好后也就束之高阁了事。这一切都跟不了解地方志有关。

    要让社会了解方志，就必须加强方志的宣传工作。目前在所有工作中，被新闻报刊报道最少的就是方志，平时报刊上难得看见"地方志"三个字，其他方式的宣传也很少。这和方志承担的功用比，显得极不协调。

    方志需要社会了解，新闻媒介宣传方志又那么有限，方志只好靠方志工作者自我宣传。笔者作过尝试，分别在《闽东日报》和《闽东通讯》上开辟"乡土风物"和"地方志"专栏。前者以介绍风情人物为主，重在知识性、趣味性；后者结合区内的中心工作，以地情研究为主。先后在"地方志"专栏上发表《闽东历史上的海洋利用》、《闽东的地理形胜与民风》、《三都澳开埠》等专题文章，从地理环境角度探讨闽东落后的历史原因，认为闽东(宁德地区)：北有大姥山脉、西有洞宫山脉、南有鹫峰山脉，这三道山脉象三面长城，把闽东的北、西、南三个方向包围得严严实实，只留下东面的海是活路。这三向包围的地理环境导致闽东的闭塞和养成闽东人的保守心态，要开发闽东必须先打破闽东的封闭性。早在本世纪初，外国人在经营三都澳时，就提出了修建闽东沿海铁路的计划。经过分析得出结论认为：闽东的海洋利用效果差，是由山的封闭造成的，要打破地域的封闭性，最有效的办法是修建闽东沿海铁路，从根本改变闽东的封闭形势。文章发表后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根据上述内容写成的电视评论脚本《穿越山海的思考》，被地委宣传部列入拍摄计划，收到良好的宣传效果。

    三、让方志适应社会

    要社会了解方志，方志自身也必须适应社会。首先，是拓展方志领域，使方志多功能化，多业并举，多出副产品。目前许多方志同仁这方面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笔者认为这拓展还包含方志结构体式领域和编纂体制两个方面。历史上方志结构体式名堂很多，但实用的只有条目(纲目)式和章节体两种。条目体便于反映事物间的统属关系，层次清楚，检索方便，旧志多用这种体式；章节体以大类为章，小类为节，具体事物为止，层层统辖，逻辑关系严密，整体性强，所以清末民初出现的这种结构体式，被新志普遍采用。但章节体统辖严密、整体性强的同时，存在章节内容易产生失衡，章节标准难掌握，章节统属关系要求高，给实际操作造成困难。条目体因为整体性不足，很少被采用。是否可以考虑用新三书体：把全志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用章节体，简史式，侧重写起伏变化，记过程、手段、章明因果；第二部分用条目体，百科词条式，侧重写人、事、物有实体性质的内容；第三部分，不分文体，附录式，近于文献资料辑存，选录文献、图表等原始资料。如果这种设想可行，将大大缩小编纂宗旨追求与成书效果之间的距离。此外，鼓励编一些私志，改变志书官修的单一格局，刺激高品位志书的问世。

    其次，应当摆脱地方志工作的封闭状态，在不影响主体工作的情况下，创办地情研究中心、信息服务中心、头脑公司等，以贴近生活的面貌服务于时代，适应现代社会需要。

    四、提高方志的文化品位。  梁启超在《中国三百年学术史》一书中说："方志中十之八九，皆由地方官奉行故事，开局众修，位置冗员，钞撮陈案，殊不足语于著作之林。虽然，以吾侪今日治史之需要言之，则此二三千种十万卷之方志，其间可宝之资料乃无尽藏。"梁氏以史学家眼光看方志，认为地方志文化品位不高。原因是地方官例行公事与修志水平不高所至，但整体看地方志又极为可贵。这段话对我们今天认识方志，仍然很有意义。其实按布洛克的观点，史料可分成"有意"和"无意"两类，前者指成文的历史著述，后者指政府档案、文化、信件、文物等；对治史，后者比前者更可贵，如果仅仅依靠"有意"的史料，后代史学家势必成为前人思想的奴隶，旧时代偏见的牺牲品。方志处于芜杂状态的史料，从学术、史学的角度看"殊不足于语于著作之林"；但可贵也正在这里，正因为没有经过"有意"处理，更可信、可贵。因此，梁启超又说："以我国辐员之广，各地方之社会组织，礼俗习惯，生民利病，樊然淆杂，各不相侔者甚夥。而畴昔史学家所记述，专注重一姓兴亡及所谓中央政府囫囵画一的设施，其不足于传过去社会之真相，明矣……犹幸有芜杂不整之方志，保存其所谓'良史'者所吐弃之原料于粪秽中，供吾侪披沙拣金之凭借……其方志之所以可贵也"。从这里我们发现旧方志处于一种尴尬境地：其不足处，恰好是价值所在。

    我们如何看待这现象?是要著述性，还是要文化品位。当然，任何一方志工作者都不愿意自己编的志书，处于芜杂状态。因此，在实现志书最基本的储存文化的前提下，提高文化品位是我们的共同追求。

    要提高志书文化档次，首先，必须提高修志人员的素质。注重修志人员专业再教育和业务培训工作。发动专家学者参予修志。台湾文献委员会编《重修台湾省通志》的作法就是聘请学者主笔，撰稿人均有相关学科著述问世，以此来保证志书的著述水平，很值得我们参考，因为，如果修志人员原来并不具备著书能力，甚至写一篇文章都有困难，现在要求他承编一部巨著，这显然是勉为其难的，书编成了，质量也难得保证。其次，强调质量，重视总纂工作。总纂是对人志史料进行一体化处理的最关键环节，志书著述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纂。但现在没有经过认真总纂的志书，比比皆是，甚而有根本没有经过总纂的。这要志书上档次，显然更不可能。其三，求特色。志书不仅要反映特色而且自身不能没有特色，虽然，一部分特色明显的志书不一定就是优秀志书，但是一部没有特色的志书肯定不是优秀志书。因为没有特色，至少说明你没有追求，没有找到你区别于别人的价值所在，有也没增加什么，没有也没减少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如何上档次。所以要提高志书的文化品位，必须积极寻求突出特色。

    总之，志书如何上档次，地方志工作如何面向社会，是修志界共同关心的问题。提出问题，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是我们修志工作者的职责。记得年鉴派历史学家费弗尔有个观点："提出问题是所有史学研究的开端和终结，没有问题便没有史学"对既古老，而又年轻的方志，更是如此。我们不仅需要"问题方志，"而且更需要"问题方志学"。相信随着修志实践的不断深入，上述问题势必得到圆满的解决，地方志工作不仅将在现代社会中站稳脚跟，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并且将发挥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