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认识它时，错愕不已。也因此，一有机会就怀想它。它是哈尔滨南岗旱冰场。

    1982年秋，揣着大学录取通知书，走出哈尔滨火车站。还没看清周围方物，就被接新生的老生热情地引到了校车上。看来，一切还不错，既顺利又安全，爸妈该放心了。以我当时的思考能力，也就想到这儿，剩下的就是迷迷糊糊听指挥了。但除了慒懂，我还面临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即燥热。因为从偏僻小城来的我穿着厚厚的秋裤毛衣，这是爸妈想到我如单飞小鸟既不舍又高兴将复杂心情化作游子身上衣的完美体现，只是他们没有料到秋老虎在省城的炎热此刻让我像从寒带到了热带，毛衣套头高领紧紧箍着脖子，浑身汗。既便这样，做为新生的我还是乖乖地坐在车上不敢轻举妄动，挺着。好在校车很快就开了。正当我心烦意乱于燥热中艰难忍耐时，眼前冒出了一幅画――那是个大运动场，圆圆的，四周有看台环绕，有无数的黑点点正在圆心处移来移去。哦，那些黑点点是人，他们的脚不是在走，而是在滑动。原来，原来，他们在滑冰。怎么可能是这样？我只在学校的操场上看过这景象，这是哪里啊？这不是巿区吗？巿区里还有这么好玩的地方啊？霎那间，我完全被它的曼妙震住了。错愕中，燥热远离了我。我一下子精神起来、清醒起来，抖擞地、贪婪地看着这个地方，愿意车慢慢开，滑动的自如的飞来飞去的“点点”们别离开我的视线！校车在上坡路行驶，如我所愿开得不快，容许我在错愕中陶醉。

    一周后，伴随着入学教育的结束，新组成的班委会要搞第一次团活，向大家征求意见。当然是去太阳岛了，由三分之二外地同学组成的班级怎么能不上太阳岛呢？但年长我们的班长、团支书没有同意，原来班级里还有几名不是团员的同学，去太阳岛那么重要的地方要全班人齐整整、到第二年春游才行。哈尔滨的同学提了儿童公园、动物园，这时，我怯怯地提了那个大滑冰场。可能照顾我是小地方来的同学吧，反正最后决定团活去南岗旱冰场（我才知道它的正式名称，那不是滑冰，是旱冰、蹓冰）。

    我们如约到来，没有几个会的，靠着滑冰的基础，个个努力地适应。自然，青年男女互相帮助的情节也就此展开了。这些情节打破了我们刚刚入学人还没有认全的尴尬；结束了我们中学时代男女同学不说话的历史；开启了我们对大学生活可感可触的生活体验；得到了传说中哈尔滨果真洋气的深刻印象。直到毕业20年聚会，还有同学爆料当年在那个大旱冰场拉过手的感觉很好。

    也就是从那时起，南岗旱冰场成了我心中哈尔滨的标志，虽然我知道太阳岛、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加上后来的索菲亚教堂才是哈尔滨的地标；虽然我知道如今它早已踪迹全无。

    我曾顽固地在没有了它的地段一遍遍还原它。上世纪50年代，它像常怀生先生描述的那样：“一下火车站就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城巿。老哈尔滨火车站是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作，有着优美流畅的线条。沿着必经的红军街往上走，街道两侧的建筑风格各异，又体现着完美统一的整体风格。”“1957年冬天的南岗体育厂，圣尼古大教堂、梅耶洛维奇宫、原意大利领事馆和远处的原中东铁路理事会事务室都在树丛的环绕中，而冰场上的人们与背景中的建筑群体组成优雅又欢快的交响诗。”

    我曾仔细地收集它的点滴记录：俄国人把持哈尔滨时，它原是尼古拉广场。1919年7月，日本人改为靶场。1927年，东北当局任命东省铁路护路军总司令的同时，借机收回改为公共礼场。1932年哈尔滨伦陷后，日本侵略者把它作为军营和大型集会的活动场所。1948年9月，前苏联侨民把它改建为体育场，因其靠近红军街，称其为红军体育场。

    1954年11月，哈尔滨巿委接管了红军体育场，改名为南岗体育场。当时它有357米跑道的田径场；可容纳3000人的观众席；东侧有网球场，后改成灯光蓝球场；冬季体育场変为冰球场，开展冰上运动。也就是说，大约从1917年到1954年，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哈尔滨的普通巿民与南岗这个中心地块是无缘的，只有到了新中国，新政权才给予普通巿民运动的权力和场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岗体育场夏季举办过各种赛事；冬季，“火车头”、“电表厂”、“工人联队”的冰球、外圏的速滑、里圈的花样滑冰无比鲜明地淋漓尽致地展示着哈尔滨群众体育运动的特色。1959年，长春电影制片场还以此为外景拍了一部影片《冰上姐妹》。而我见到的则是“文革”后期，1973年由南岗体育场改的南岗旱冰场。

    我曾不厌其烦地告诉一届届学生它的滑动、它的旋转、它的竞技、它的荣光，它给无数走出车站向博物馆方向行动的人们以巨大的惊喜：浪漫悠然的哈尔滨啊。

    回望是催人老的。既便如此，每当我路过那早已成了“雾重烟轻，不见来时伴”的南岗旱冰场；路过那眼见他飞驰大坑塌落、又眼见他华融大厦高起的南岗旱冰场；路过那立着一组速滑雕塑孤伶伶让人以为只是一般城巿景观的南岗旱冰场，就特想用今天的网络语言问一句：当年在南岗旱冰场蹓过冰的朋友，有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