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第一篇　市场第二章　商品流通第二节　销　　售　　19世纪末，哈尔滨人口增加，副食品消费量不断增长。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荒山嘴子出现集市，销售肉菜等农副产品。同年，中东铁路开始修建，俄国人大批涌入哈尔滨，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设立“哈埠”和“货运”两大屠宰场，猪、牛、羊等肉食品销售量进一步增长。到1902年，哈尔滨在道里设立第一个固定市场，时称“八杂市”，贩卖猪、牛肉及鱼、蛋、蔬菜等。1903年，中东铁路通车，哈尔滨市铁路、水路、陆路交通发达，逐渐成为东北北部物资集散中心，副食品消费量及输出量急剧增长。1905年，输出量（不含傅家店即今道外区）已达9364吨，其中：输出肉食水产品2899吨，糖、烟、酒、茶类3918吨，输出蔬菜及食品杂货2547吨。全年由铁路输出砂糖515．58吨，生肉947．96吨，鱼876．58 吨，啤酒及其它酒类663．82吨；由松花江水路输出砂糖170．48吨，茶叶42．87吨，酒及酒精35．77吨，烟草229．32吨，饼干、面包等2260．16吨，盐鱼10．57吨，盐肉599．33吨，食品罐头260．1吨，蔬菜水果178．95吨，牛脂344．06吨，生牛601．31吨。在全市全部输出品中，除粮食、木材以外，糕点、饼干、肉、鱼、烧酒及其它酒类和烟草等输出量最多，其中水路副食品输出量达到5519．06吨，占水路输出总量的23．23％。同年，傅家店（今道外区）烧酒生产经营非常活跃，全年集散数量大约500吨，金额达45万吊（吉林官帖，折银元18万元）。　　1908年，哈尔滨市（不含傅家甸）副食品消费量和输出量进一步增长。在各类商品销售总额2805万元中（银元，下同），副食品销售额达880万元，占销售总额比重的31．37％，其中：家畜及肉类销售额达到250万元，在各类商品销售总额中，除粮食居首以外，与织物类一起并列第二位，猪、牛、羊、禽、蛋等除在本市销售外，还销往黑龙江及俄国浦盐斯德等地；食品杂货销售额达200万元，位居第三位，其中砂糖销售量最多，精白糖和粉砂糖销售量达1288．5吨，金额为25万元；酒精、伏特加酒等销售额为150万元，居第四位；烟草和葡萄酒销售额分别为100万元和80万元，分别居第六位和第七位；鲜鱼、鲜菜、食盐等销售额为50万元，居第九位；啤酒销售额为30万元，居第十三位；家畜骨、肠等销售额20万元，居第十八位。同时，哈尔滨市副食品输出量也大幅度增长，仅通过松花江水路就输出牛5432 头，猪和羊2534头，家禽556只，烟草88．19吨，鸡蛋261．92吨，蔬菜255．35吨，鱼及鱼卵621．21吨，盐渍肉36．63吨，酒类53．89吨，食品杂货719．44吨。货物发着地主要是三姓、茶林河、新站、德墨里、石头河、鸟儿河、东葛楼、呼兰河、滴达嘴子等诸埠头，其中最多的货物是向黑龙江输出。　　1912—1913年副食品输出量分别增长到13345吨和15340吨，此2年中，副食品消费量也有大幅度增长，其中，猪、牛、羊市区消费量分别达到30353头和25737头，猪和牛的消费量均超过1万头以上；食糖及烟草1913年市区消费量达到7478吨。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受其影响，哈尔滨市副食品输出量减少到12396吨。1915 年起，国际市场对食品需求量激增，促使哈尔滨市副食品输出量迅速回升,全年共输出13090 吨。同年,猪、牛、羊市区消费量增长到33530头。1916年猪、牛、羊市区消费量增加到36891 头，输出量增加到8554头。　　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大批沙俄残余涌入哈尔滨市，副食品消费量剧增，其中，猪、牛、羊市区消费量激增到44698头。到1921年，猪、牛、羊消费量增长到45171头，肉类消费量为4586吨，全市每人平均消费16千克；烟、茶消费量为3108吨。同年，全市共输出副食品13939吨，其中输出肉食水产品2080吨，糖、烟、酒、茶类7764吨，蔬菜、食品杂货类 4095吨,输出猪、牛、羊22579头。自此到1930年10年间，世界局势较为稳定，哈尔滨市经济迅速发展，副食品销售量稳步增长。10年副食品输出量每年平均达到1．61万吨以上，其中：平均每年输出肉食、水产品2892．7吨，糖、烟、酒、茶9712．1吨，蔬菜及食品杂货3553.2 吨。猪、牛、羊平均每年消费量均在3万头以上，其中：猪肉是中国人主要佐食品，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2．6千克左右。牛肉是欧美人的主要食品，每年消费量达1．8万头。家禽消费量20万只，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0．61只，输出量在10万只。鸡蛋日销售量约在5万个，全市每年消费量在2000万个，每人每年平均消费60．61个。水产品每年消费量均在1000吨，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3．03千克，其中：苏联人主要食用盐鲑、盐、盐及鱼子等，日本人嗜好消费鲷、鲭以及海产鲜鱼，中国人生活水平低下，一般食用干鱼、盐鱼及江河产的鱼虾。食糖每年消费量在2500吨左右，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7．58千克左右，主要消费对象是苏联、日本等外国人。糕点、糖果则多为上流社会及欧、美、日等外国人消费。烟草每年消费量达2000吨以上，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6．06千克，输出量增长到3000吨以上。酒类每年消费量均达到4000吨以上，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12．12千克，其中，啤酒消费量达 2000多吨，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6．06千克。酒类输出量1925年以后达到1000吨以上。茶叶每年消费量在1000吨左右，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3．03千克，输出量最高达2000多吨。蔬菜每年消费量在3万吨左右，全市平均每人每年消费90．91千克，输出量平均每年在400吨左右。酱油每年消费额近70万元，主要为中国人和侨居的日本人消费。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哈尔滨市市场恐慌，副食品输出量下降到9755吨。1932 年日军侵占哈尔滨市，同年发生特大水灾，副食品市场萧条，输出量下降到9711吨，其中肉食、水产品输出量下降到1365吨。同年，伪满洲国成立，日本为保证军需，逐步加强对副食品的统制，并将东北北部物资集散中心哈尔滨市变成其扩大侵略战争的“战时物资补给地”，遂使哈尔滨市副食品销售量不断增长。1933—1934年，副食品输出量分别增长到1．23万吨和1．74万吨。1935年日伪政权在哈尔滨市建立的中央卸卖市场，蔬菜、水果及鱼类成交额达到2127083元（伪满币，下同），成为哈尔滨市最大的蔬菜、水产品及水果批发市场，蔬菜、鱼类及水果逐渐被其垄断和统制。同年，哈尔滨市副食品输出量增长到2．29万吨，大部分被用于军需。1936年，全市家畜销售量为7722．40吨，其中：输出量为346．8吨，本市销售量为4375．6吨，全市平均每人仅消费9．41千克。全市鸡蛋总销售量达到8000万个，其中：本市销售量5000万个，占销售总量的62．5％，全市平均每人消费5．38千克；输出3000 万个，占总销售量的37．5％，销往牡丹江、佳木斯、富锦、东宁等地，日本军用为最多。同年，哈尔滨市向市外输出糖、酒、茶10056吨，输出蔬菜及食品杂货6720吨，本市卷烟消费量为5000万支，啤酒消费量为1400万瓶左右，茶叶消费量为289吨。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实施“战时之物资动员计划”，为“充实军需，增加对日输出”，将烟、糖、酒等均列入严格的统制范围，对其它副食品则进一步加强统制。全年家畜屠宰销售量为7536．3吨，日军军用等输出量达3564．9吨，占销售总量的47．30％，本市销售3971．4吨，平均每人消费量下降到8．67千克。全年销售家禽（不含仔禽）217660只，其中：军需等输出量为38850只，占全市销售总量的17．85％，本市销售178801只，平均每人消费0．39只。全年市区销售烟、酒、糖、茶及糕点4417吨，平均每人消费9．64千克。同年，全市副食品输出量增长到28466吨，其中：输出肉食、水产品3958吨；输出家畜69591头，超过市区销售量28474头的1．44倍；糖、烟、酒、茶输出量最多达到16666吨，输出蔬菜及食品杂货7842吨。1938年，全市家畜销售量为8605．14吨，其中：输出量为3229吨，占全市销售总量的37．52％，本市销售量为5376．14吨，平均每人消费16．68千克。同年，全市蔬菜收获量为28126吨，平均每人占有蔬菜61．12千克（不含输入数）。全年家禽销售量下降到191318只（不含仔禽），其中：市区销售量为163948只，占全市销售总量的85．69％，输出量为27390只，占销售总量比重下降到14．31％。家禽的消费对象除饭店外，“中上阶级层家庭”和外国人居多，普通中国百姓尚属罕见。全年酱油、醋市区消费量为1976吨，平均每人消费4．29千克，输出量为608吨，其中，日本加藤酱油多为东北北部日军食用。同年，日伪政权统治的哈尔滨中央卸卖市场蔬菜、鱼类交易量达到9124．2吨，交易额达到249．89 万元，加上果品交易额430．14万元，销售总额达到680．03万元。全年蔬菜产量为28126吨，全市平均每人占有61．12千克；鱼产量共有1001．28吨，其中：输出766吨，占全市总产量的76．5％，本市消费235．28吨，平均每人占有510克，尽管人均占有量甚微，但因广大劳动人民购买力极低，鱼、肉、菜等在市场上仍显得过剩。　　1939—1940年，伪满洲国先后公布《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法》、《主要生活必需品输入配给统制实施要领》，对砂糖、水产品、肉、菜、茶叶等所有副食品进一步强化统制，完全由“满洲生活必需品株式会社”进行配给统制。并开始将中外工商业户强迫组织到各业 “组合”内，对其生产原料及商品（产品）销售等实行配给。配给品不准私自买卖，违者以经济犯论处，判处3年或3年以上徒刑。两年全市家畜销售量分别为7739．04吨和8091．98吨，军需等输出量分别为3493吨和4493吨，分别占全市总销售量的45．13％和55．52％，市区销售量分别为4246．04吨和3598．98吨，平均每人消费量分别下降到8．21千克和5．58千克。此间，海产品输出额占总销售额的70％以上，输出地为日军聚集的海伦、安达、黑河、佳木斯等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哈尔滨市经济逐步衰退，副食品短缺，“黑市”风起，物价暴涨。1942年猪、牛肉黑市价格每50千克分别为214．5元和197．4元，分别比公定价格高出55．1％和40．5％，鸡蛋每百个黑市价为24．30元，比公定价格高出69．98％。副食品匮乏，日伪政权统治的哈尔滨市市立屠宰场不得不重新修订检疫规程，放宽对病疫家畜的检验标准，以求增加家畜肉类供应量。1943年物价上涨指数失控，猪、牛肉和鸡蛋黑市价格在公定价格大幅度提高的情况下（其中猪肉公定价格超过1942年黑市价格36．13％），又分别比公定价格高出12．47％、26、99％和71．95％。为制止家畜流入黑市，日伪政权对家畜饲养户按户造册登记，控制家畜流量。伪滨江省还召开畜产品主务会议，专门研究征购畜产品事宜。1944—1945年上半年，日伪当局经济逐渐崩溃，伪币毛荒，物价飞涨，到日本投降时，肉、禽、鱼、菜等副食品市场已时有时无。　　1946年哈尔滨市解放后，市委、市人民政府大力恢复生产，积极支持和发展私营工商业，哈尔滨市经济复苏，副食品市场逐渐好转。1947—1949年，家畜市场销售量分别增长到8.75 万头、8．69万头和11．23万头，输出量分别增长到1．57万头、3．58万头和6．38万头；鱼类市区销售量1948年达到3300吨，酒类市区销售量达到2851吨。此间，1949年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达到8832万元（已折换为新人民币，下同），其中副食品零售额为2826万元，占零售总额的33．2％，居第二位，衣着类零售额为1948万元，占零售总额的22．06％，其它占 44.74％。全市每人平均消费猪肉6.09千克，牛肉3．3千克，鲜蛋1．27千克，鱼6．25千克，糖600克，酒3．6千克，蔬菜115．2千克，人民生活需要基本得到满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副食品销售量不断增长。1950年，哈尔滨市副食品零售量达到11．51万吨，零售额达到3038万元，在全市分类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所占比重中，用的商品（包括日用品类、文教用品类、书报杂志类及医药类）占38．2％，列第一位，副食品类（含烟酒糖茶类）占23．8％，列第二位，穿着类占21．9％，列第三位，主食、燃料及生产资料分别占10．7％、3．9％和1％，分别列第四、第五和第六位，副食品类在人民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中：全年肉食水产品零售量达到1．5万吨，全市平均每人消费猪肉6．08千克，牛肉3．7千克，鲜蛋1．14千克，水产品6千克；糖、糕点、酒、茶类零售量达到3244吨，卷烟零售量达到289．8万条（每条10盒），平均每人消费食糖 800克，酒3．6千克，卷烟35．2盒；蔬菜零售量达到9．67万吨，平均每人消费117．5千克，全年副食品调出量为143吨。到1952年，全市副食品零售量增长到13．39万吨，在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占25．1％，仍列第二位。但消费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吃的商品（包括主食和副食品）零售额在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增长到38．7％，跃居第一位，用和穿的商品所占比重则分别下降到35．4％和21％，退居第二位和第三位，消费结构由原来的用、吃、穿转变为吃、用、穿。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职工队伍不断扩大，工资额增加，人民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副食品需求量急剧增长，销售量大幅度上升。1953年零售量激增到 16．19万吨。1954年消费结构又发生重大变化，居民购买力更多地投向副食品，开始注意增加营养，全年副食品零售量猛增到18．68万吨，零售额达到1．14亿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32．4％，跃居第一位，用的所占比重则下降到28．8％，退居第二位。在大规模经济建设中，全市人口猛增到142．73万人，比1955年增加12．15万人，购买力日益高涨，人们对副食品需求的增长，远远超过副食品供应增长的速度，供需差距日渐突出。为弥补供应不足，哈尔滨市开放自由市场，市内外小商贩、农民每日有7000多人向哈尔滨市贩运农副产品，日销白条鸡1700余只，活鸡130余只，鸡蛋16000余个，江鱼1050多千克，大葱2500多千克。1956—1957年两年副食品零售量分别增长到22．42万吨和21．36万吨，市场丰满，供应充足，是哈尔滨市副食品供应最好的时期之一。　　1958年“大跃进”运动开始以后，全民大炼钢铁，造成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同时，全市商业部门大量撤点并店，并采取“以女换男”办法，吸收部分街道妇女，替出1000名青壮年职工到哈尔滨炼铁厂、量具刃量厂等工厂“支援钢铁工业跃进”，商业职工队伍被削弱。加之人民公社化后“刮共产风”、“割资本主义尾巴”，以及商业开展大购大销中一些作法不当，致使农副产品大幅度减少。酒类及豆制品实行凭证定量供应办法，味素实行限量供应办法，春节每人凭证供应元宵8个。1959年起，连续3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农副产品严重短缺，二月份起，猪肉、鸡蛋、鱼等副食品平日停止供应，全年，除糖、烟、酒、茶及蔬菜零售量有较大幅度增长外，其它副食品猪、牛、羊、禽、蛋及水产品零售量均大幅度减少，其中：猪、牛、羊肉零售量分别减少到76633头、1647头和7462只。为使有限的副食品货源均衡供应，防止外流，继猪、牛、羊肉及豆制品之后，对鲜蛋、水产品、蔬菜和食糖实行定量供应办法。　　1960年食糖、卷烟、酒类开始凭证（票）定量供应。同年，端午节每户仅供应500克鸡蛋，国庆节每人凭证仅供应1个鸡蛋。全年猪肉、食糖、蔬菜平均每人消费量分别减少到 1.87千克、1.82千克和168.31千克。1961年哈尔滨市贯彻中共中央“一生活、二市场、三建设”的方针，全党抓生活、抓市场，但终因自然灾害严重，农副产品匮乏，全市副食品零售量减少到23．34万吨，主要副食品平日对居民已停止供应，重点保证军、特需和居民节日供应，糖果和糕点均被纳入定量供应范围。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每人仅能凭证分别供应猪肉0．15千克，牛、羊肉（只供回民）0．15千克，食糖0．15千克，白酒0．1千克，糖果0．1千克，其它副食品供应标准也极低。全年副食品平均每人消费量大幅度降低，猪肉仅为0．73千克，鲜蛋为0．095千克，水产品为2．91千克，食糖为1．28千克，卷烟为33.25 盒，酒类为8．33千克，蔬菜为99．23千克。同年，市人委为带领全市人民度过灾年，组织和发动群众采集野菜，以弥补蔬菜等副食品及粮食供应不足，市区及郊区野菜及至榆树钱均被采集一空。为弥补市场供应严重不足，市人委组织商业、工业、粮食系统职工群众开展大规模的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的活动。为扩大商品货源，增加农副产品供应量，哈尔滨市先后开放21处初级市场，经营自产的（须持自产证明）国家统购统销物资以外的或完成国家计划收购任务以后的猪肉、家禽、鲜蛋、江河鱼、蔬菜、野生动物肉、野禽等二、三类物资。为稳定人心，满足不同消费需要，增加热量、回笼货币，对糖果、糕点及全国名酒和地方名酒实行高价供应政策。1962年，副食品零售量继续大幅度下降，全年零售量为21．83万吨，牛、羊肉春节期间仅供应回民每人0．1千克，鲜蛋和水产品全年平均每人消费量分别为0．066千克和1．66千克，酒和卷烟平均每人消费3．70千克和32．86盒，各种酒全部实行高价供应办法；糖果对结婚者凭结婚证书供应1千克，元宵节每人凭证供应元宵3个；蔬菜平均每人消费 93．08千克，除春节每人凭证供应750克蔬菜以外，咸菜也开始凭票定量供应，居民大多依靠咸菜、干菜以及甜菜丝、蔬菜等度日，副食品平均每人消费量降低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最低水平。　　1963年经过调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副食供应数量增加，全年副食品零售量增长到 33．3万吨，蔬菜、水产品和味素分别取消定量和限量供应办法，敞开销售。全年副食品人均消费水平大幅度上升，其中：猪肉、鲜蛋和水产品平均每人消费量分别为3．7千克、 0．73千克和4．34千克。　　1964年副食品零售额为2．35亿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的35．8％，穿和用的商品零售额比重分别占17．8％和25．1％，吃穿用烧消费比例已基本正常。同年猪肉、鲜蛋货源充足，取消定量，敞开供应，酒类退出高价，平价供应。1965年，除议价牛肉、凭工薪券供应的部分茶叶和前门、红金等8种甲、乙级烟和豆制品外，其它品种全部敞开供应，货源充足，销售旺盛，对鲜猪肉打破历年2季度销大于进，需吃年初库存的规律，当月收购，当月销售，略有库存，出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的局面；鲜冻猪肉库存较大，1—8月份先后4 次实行“优待价”（减价）进行推销，时间累计长达124天，平均每天销售鲜冻猪肉99吨，群众称之为“吃爱国肉”。全年猪肉零售量达到32．41万头，全市平均每人消费9．68千克，为1965年以前最高供应水平。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生产遭到破坏,市场受到冲击,“红卫兵进店闹革命”，领导干部和老业务人员被批斗、靠边站，“老鼎丰”、“正阳楼”等“老字号”牌匾被 “砸烂”，传统经营特色丧失贻尽，合作商业网点被“升格”为国营或被撤并，服务质量下降，供应蔬菜连土带泥，用叉子挑，用铁锹搓着卖，品种又回到50年代初期的白菜、萝卜、土豆“老三样”，并大量生产和销售兑制酒、化学酱油和化学醋，严重损害人民的身体健康，高档肉制品、糖果、糕点等被斥之为“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而被强迫停止生产和销售，只准生产和销售每500克1元以下的商品，月饼被改名为“丰收饼”，副食品逐渐短缺，市场供应渐趋紧张。1969年全市副食品零售量减少到35．73万吨，其中：肉食水产品零售量减少到 2.47万吨，平均每人猪肉消费量骤减到6．4千克，同年，对猪肉、鲜蛋、豆制品恢复实行凭证（票）定量供应办法。1970年初，全市刮起“抢购风”，有人一次就抢购饼干近百千克，成麻袋往家背。同年，对水产品、食糖、婴儿饼干、酒类恢复实行凭证（票）定量供应办法，对糖果、味素实行限量供应办法。全年猪肉零售量下降到13．83万头，平均每人消费4．15 千克。　　1972年10—11月，市场又出现“抢购风”，集中抢购粮食、糕点、饼干等主副食品，全年副食品零售量减少到45万吨。1973年居民购买力再一次集中投向副食品，全年副食品社会零售额达到36866万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的44．7％，比穿和用的商品社会零售额所占比重37．7％高出7个百分点。为哈尔滨市解放以后，副食品零售额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最高年份，消费结构处于极不正常状态，市场供应紧张，对糕点也实行限量供应办法。 1974年，卷烟、月饼被纳入定量供应范围。同年，由于全市5个主要酱油生产车间房屋、设备陈旧，年久失修，被迫停产118天，市场酱油大面积脱销，多数居民长达半个多月买不到酱油，酿成省、市闻名的“酱油事件”。同年11月起，哈尔滨市进行历时两年多时间的“酱油、醋会战”，但此间正值“反击右倾翻案风”，会战工程及酱油、醋生产和经营处于不正常状态，市财政投入巨资，却收效甚微，1975—1976年酱油销售数量分别比1974年减少 4.04％和5.37％，醋1976年比1975年下降10．1％，酱油、醋经常断档脱销，供应仍很紧张。此间，肉食、水产品每年零售量徘徊在3万吨左右，糖、酒、茶类零售量徘徊在6万吨左右，蔬菜及调味品徘徊在40万吨左右，城市人口已增长到210万人以上，平均每人每年消费猪肉 7．93千克，鲜蛋1．20千克左右，水产品5千克左右，食糖2．8千克左右，酒类14千克左右，蔬菜180千克左右。副食品零售额在全市商品零售额中所占比重每年在40％左右，市场供应紧张，主要副食品全部凭证（票）定量供应。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市场逐渐好转，到1978年，副食品零售量增长到63．12万吨，零售额增长到4．37亿元。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副食品市场逐步繁荣活跃。1979年，哈尔滨市开放道里区透笼街等18处农贸市场，打破国营商业“一统市场”的局面，允许国营、集体、个体等多种经济成份，多条流通渠道经营完成国家计划以后剩余的肉、鱼、禽、蛋、蔬菜等农副产品，实行议购议销，经营渠道增多，肉、蛋、禽等主要副食品零售量大幅度增长，其中：猪肉上升到65．92万头，鲜蛋上升到8375吨，家禽上升到104万只，猪肉、饼干、月饼取消定量，糖果和糕点取消限量，敞开供应。全年平均每人消费猪肉16．77千克，平均每人消费鲜蛋 3．55千克。　　1980年，家禽退出二类，放开经营，议购议销；并开放菜牛、菜羊市场和水产品市场，对完成国家计划后的菜牛、菜羊及水产品实行多渠道经营、议购议销。食糖取消定量，敞开供应。伴随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市场供应的不断丰富，消费结构逐步向合理的方向转化，并逐渐出现新的变化，全年副食品零售额为6．14亿元，占全市社会商品零售额比重下降到 39.1％，用和穿的所占比重则分别上升到29．7％和18．6％，穿、用比重逐渐增大。到1981 年，用的比重猛增到33．3％，跃居第一位，副食品比重下降到32．2％，退居第二位，穿的及主食、燃料比重分别为20．5％、9．7％和2．4％，分别列第三、第四、第五位，其它占 2.4％。人们在吃穿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上，开始把购买力投向用品的购置上，生活水平初步由温饱型向富裕型发展。1980—1983年，副食品零售量每年均在60万吨以上，其中：1983 年全市平均每人消费猪肉20．19千克，为哈尔滨市有史以来猪肉消费水平最高年份；此间，货源充足，市场丰满，卷烟、酒类、蔬菜相继取消定量供应办法，敞开销售。　　1984年市政府进一步放宽政策，除继续管好生猪和蔬菜以外，其它农副产品全部放开经营。鲜蛋和水产品取消凭票（证），敞开供应。1985年，生猪、蔬菜放开生产和经营。政策放宽后，生产者和经营者积极性空前高涨，货源不断增加，销售量持续增长，全年副食品零售量达到64．32万吨，调出量增长到14．49万吨。　　1986—1990年，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各种经济成份经营活跃，市场更加繁荣。全市副食品零售量每年平均68．38万吨，零售额每年均在10亿元以上。每年每人平均消费猪肉14．45 千克，鲜蛋3．45千克左右，水产品7千克左右，蔬菜150千克左右，酒类40千克左右。哈尔滨市肉食市场猪、牛、羊肉、家禽、鲜蛋、水产品等商品应有尽有，供应充足；蔬菜市场更是四季常青，一片翠绿；糖、烟、酒、茶品种繁多，琳琅满目，多年未见的茅台等全国名酒及各种名牌香烟又重新回到市场上，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菜篮子”丰满。改革开放以来，是哈尔滨市有史以来副食品供应和消费最好的时期（如表1—10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