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第二篇　地方行政机关第三章　东北沦陷时期哈尔滨伪行政机关（1933-1945年）第二节　哈尔滨市公署（1937年7月-1945年8月）　　　　一、隶属、辖境　　1937年7月1日，伪满洲国实行地方行政制度改革，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改为哈尔滨市公署，隶属滨江省公署，仍保持原境界。　　二、机构、职掌　　哈尔滨市公署下设：　　官房，主管仪式、涉外、人事、监察、计划、文书、法规、诉讼、会计等事项。　　民生处，主管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社会事业等事项。　　卫生处，主管卫生及医疗管理、墓地、鸦片公卖、吸毒管理、防疫、清扫、家畜市场及屠宰和体育事项。　　实业处，主管工商业管理、农牧业及水产业事项。　　财务处，主管预决算、投资、税制及征收、地籍及土地执照发给等事项。　　工务处，主管都市计划制订及执行、道路、桥梁、公园、河流、码头、上下水道的管理、建筑施工的管理及审核等事项。　　交通局，主管城市公用交通设施及民营交通工具的管理等事项。　　1938年7月1日，撤销交通局，其业务移交哈尔滨交通株式会社。　　1943年4月1日，哈尔滨市公署改变行政机构，只设官房及行政、卫生、实业、工务4个处，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　　三、官　员　　哈尔滨市市长：韦焕章　（1937．7－1938．2）冯广民　（1938．2－1939．4）赵震（1939．4－1942．6）袁庆濂　（1942．6－1944．12）袁庆清　（1944．12－1945．8）　　哈尔滨市副市长：大迫幸男　（1937．9－1940．6）都富佃　（1940．6－1943．4）村田福次郎（1943．4－1944．4）山栾武夫　（1944．4－1944．12）三浦清　（1944．12－1945．8）　　哈尔滨市公署各处、局长：行政处处长　　郭浚文张国铨民生处处长　　植树秀一实业处处长　　梁成柏阪本泰一井口忠彦财务处处长　　马骏声臧　　宪工务处处长　　藤原健三武藤吉治卫生处处长　　闫德润村川五郎警察局局长　　单作善园田莞尔宫文超　　四、基层行政建置　　哈尔滨沦陷后，伪满政府沿袭旧体制，在基层施行“保甲制”。1933年12月22日，公布《暂行保甲法》，规定居民以10户为1牌，村或相当于村的区域为1甲，一个警察区域为1保。保设保长、副保长，甲设甲长，牌设牌长。实施保甲公约、连坐法。　　1938年7月1日，哈尔滨市公署公布《哈尔滨市区条例》，废除“保甲制”，实行区制。全市共设10个区，即埠头区、新阳区、南岗区、马家区、东傅家区、西傅家区、顾乡区、香坊区、太平区、松浦区。区下设分区，分区下设牌。全市共设143个分区。1942年10月1日，哈尔滨市公署重新公布哈尔滨市区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原市区条例及其施行细则废止），将原10个区、143个分区，改设11个区（由于日本侵略军在平房地区建立细菌武器研究中心关东军第731部队，该地区被划为平房特别军事区）、105个分区。　　各区设区事务所，其主要职责是：对分区的指导、监督；对国民邻保组织指导；各种调查、募集工作；农畜增产指导；勤劳奉公工作；警防工作；国民储蓄、纳税工作；户口、配给工作；社会、教育、卫生工作；土地建筑管理；劝业辅助工作；征兵、民籍及证照事务。事务所下设庶务股，掌管居民户籍和人员清查事项；动员股，掌管征兵、勤劳奉公、劳工事项；经济股，掌管社会财经及民需物资配给事项；战勤防空股，掌管防空、奉公队及邻组事项。　　区事务所设区长1人，副区长若干人，分管各股工作。另设事务长1人（由日本人担任），承区长之命负责掌管区务，监督所属职员。1944年，哈尔滨市公署任命新区长：埠头区区长远藤清（日本人），新阳区区长韩成，南岗区区长刚崎虎雄（日本人），马家区区长关鸿翼，西傅家区区长徐信之，东傅家区区长于冲湘，顾乡区区长刘义德，香坊区区长张星德，太平区区长陆振强，松浦区区长李恒昌，平房区区长董致军。　　五、政事纪要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哈尔滨后，实行一整套法西斯殖民统治。　　（一）推行强权政治　　一是控制哈尔滨市政权及所有部门的实权。二是实行军警宪特四位一体的镇压。从1932 —1944年，日本关东军先后有4个师（旅）团（第一四九师团、独立混成第八十旅团、第十师团、山冈驻屯军）和第四军管区18000余伪军驻扎在哈尔滨。日伪警察、宪兵、特务多达 7000余人。此外，还建立许多“防谍网”、“情报网”，豢养一大批“密侦”、“嘱托”、 “联络员”等特务分子，把魔爪伸向全市各个角落。新建了香坊监狱，1943年后，又在太平地区建立“思想矫正辅导院”，对中国人民实行高压政策。根据日本官方资料统计，从1932 —1944年，共制造80余起政治迫害事件，特别是1934年4月，1936年6月，1937年4月，哈尔滨的几次“大捡举”，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前后被捕的有数千人。这期间，哈尔滨及东北各地因“反满抗日”、“思想犯”罪名而被杀害的进步人士多达6．7万人。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及左翼作家金剑啸、侯小古等壮烈牺牲。1939—1945年，日本关东军 “731部队”在哈尔滨市平房区建立细菌工厂，进行杀人的罪恶试验。　　（二）摧残民族经济　　根据伪满政府颁布的《满洲帝国经济建设纲要》、《重要产业税收法》和1942年10月实行的《产业税收法》等，哈尔滨从本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相继为日本垄断资本家控制或强行并入日本人经营的会社。大批民族工商企业相继倒闭。据统计：1932 年倒闭1295家；1933年倒闭492家；1934年倒闭1805家；1935年倒闭1602家；1936年倒闭967 家。　　控制金融市场　1931年前，哈尔滨是东北北部的金融中心。1933年，伪满政府公布《银行法》后，28家银行申请登记继续营业，被批准的只有8家，至1938年又减少到6家。1943年，伪满政府公布《金融事业整顿法》后，民族资本银行仅剩下2个分行。其他金融机构的钱庄、银号、储蓄、保险业更是倍受摧残。　　垄断进出口贸易，大量倾销日货　1933年，哈尔滨市场的日货与“国货”总额的比率已达4比1。由于日本商户大量增加，1933—1936年，哈尔滨市的民族商户由7604户减少到4754 户，日本商户则由347户增至800户，其资本额为民族工商户的12倍。　　实行多税、高率、重赋的税收政策　属于“国税”的有所得税、消费税、流通税三大类几十项。而属于地方税的，在1934年前，哈尔滨的市税、市捐分为5类，仅杂捐类就包括车捐、船捐、渔捐、不动产取得捐、屠宰捐、观览捐、狗捐、粮捐、妓女捐、土地增价捐、狩猎捐、特别营业捐12种。1941年，又增加自由职业税、游兴饮食税、不动产交易税、电灯电热消费捐以及包括多项的杂捐等十几种。当年，又开征人头税性质的市民捐，税捐种类、项目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增加战时税，纳税范围扩大到26个行业。19 43年，实行第三次战时增税。1944年，所征税竟达34种。　　（三）实行奴化教育和愚民政策　　日伪统治时期废除中华民国的教育方针及所有教育法规，实行“新学制”，把大学年限缩短为3年，只相当于日本国内的专科学校的程度。中学则取消高、初中制，改为学期4年的 “国民高等学校”。把小学教育分割成二部分：四年制的国民学校和二年制的国民优级学校。　　加强所谓的“精神教育”，把“日满一德一心”和反对共产主义等内容作为“国民道德” 课的主要内容。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略者发动太平洋战争，在教育领域中又强制推行“ 民族同化教育”，把日语定为“国语”课；把“国民道德”课改为“建国精神”课；施行“ 王道乐土”、“日满亲善”的教育，强制学生背诵伪满皇帝“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 “时局诏书”和“国民训”。宣扬日本的“天照大神”是伪满洲国的开国原神；“国民”属于“大和民族”的体系。在国民高等学校和大学中实行反动的“阶级服从”教育，强制下年级学生服从上年级学生；把“勤劳奉仕”列入教学计划，组织在校学生每年进行1个月至1个半月的勤劳奉公劳动。截至1943年，哈尔滨共有日本人小学6所、朝鲜族小学2所、市立满人国民学校34所、优级国民学校15所、私立满人国民学校6所、私立优级国民学校2所、日本人中学4所、公立满人中学5所、私立满人中学3所。　　（四）严格控制新闻出版和文化事业　　1933年，伪哈尔滨特别市公署成立后，立即协助满洲电信电话株式会社建立哈尔滨放送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广播电台始终由日本人控制，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宣传工具。　　1932年以前，哈尔滨有中、外文报纸40余种，代表着各种派别和主张，言论较为自由。哈尔滨沦陷后，日伪政权对新闻出版事业进行严格控制，多数报刊被迫停刊或被接收合并。暂时得以存在的报刊，其宣传报道也要以日本人控制的“满洲通讯社”的口径为准绳。截至 1945年日本投降，哈尔滨只剩下日本人控制的报纸。　　哈尔滨是受新文化思想影响较早的城市，出现过许多进步的作家、艺术家。东北沦陷后，他们利用敌伪的报刊揭露敌人的罪恶，唤起人民的抗日斗志，曾创办过《夜哨》、《文艺》等报纸副刊。但在敌人的迫害下，许多作家被迫出走，有的被残害。日伪统治者成立各种 “文艺家协会”、“剧团协会”、“乐团协会”等社团，力图通过“官制文化”来统一人民的思想。但是，在14年的沦陷期中，许多具有爱国主义的作家、艺术家仍利用各种方式，同侵略者进行斗争。　　（五）殖民地化城市建设　　1934年4月28日，日本关东军特务部召开“都市计划委员会”，规定哈尔滨的城市性质是“军事、经济中心城市”，成为侵略中国东北的军事指挥、后勤保障中心和军事储备、经济掠夺中心。所有的建设都据此进行。对与人民生活相关的城市基础设施则置之不顾。1932 年，松花江发生特大洪水，由于日伪当局未加强防患措施，8月7日，道外十一道街松花江堤被冲开；8日，道里顾乡屯堤坝也被洪水冲毁，一时间，道里、道外一片泽国，难民纷纷逃往地势较高的南岗地区。洪水期间流行各种传染病，成千上万人死于洪水和病患之中。1934 年又发生水灾，但松花江堤坝并未全面施工加固，使城市处于水患不断威胁之中。　　在14年的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市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较大的有：1936年4月，开工修筑道外承德街至16道街、正阳街，喇嘛台至马家沟和铁岭街、山街（今一曼街）、大直街，飞机场至香坊等地街道。7月，开工修筑道里区通往道外区的铁路桥洞。1937年4月，开始修筑大成街马家桥。1939年3月，在新阳水渠地开始凿井，至1943年全市已有深井15处。 1941年9月，开工修复马家沟东大桥。1942年5月，开始修建新安埠下水道，截至1942年，全市下水道长达17．4万余米。1942年全市有轨电车线路增至3条，公用汽车线路增至9条。　　（六）对人民生活实行全面统治　　在东北沦陷时期，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特别是后期，日本侵略军在战场上不断败退，更加紧掠夺物资和聚敛民财，使哈尔滨市人民落入痛苦的深渊。以1937年的物价指数为100， 1943年上升到260.8。市区的商品价格指数，以1941年为100，1944年则剧增到703．1。日伪政权强制市民储蓄“支援战争”，否则便以“国事犯”论处。甚至洗澡、理发、吃饭都须附交其价格十分之一的“储蓄券”。强制收取物资，指定“回收”的金属种类有53种，后又扩大到97种，包括日常生活必需的金属物品都被抢掠一空。1939年，伪政权颁布《原棉、棉制品统制法》后，又相继颁布一系列法令，对大米、面粉、食糖、酒类、油类、食盐、煤炭、木、火柴、灯油等实行统制。1941年，“满洲生活必需品股份公司哈尔滨分公司”成立后，从食品、衣物到清扫用具、家具等均实行定量配给。数量之少，已使人民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普通市民吃大米、白面则构成“经济犯罪”。“配给”的粮食既不够充饥，又经常不能足数领到，绝大多数市民只能以糠菜和橡子面充饥。每临冬季，平均每天有10人以上倒毙街头，哈尔滨市公署不得不派出马车沿路收尸。据伪官方统计，仅1939年冬，收“路倒” 就有2292具。东北沦陷时期的哈尔滨市，是一座人间地狱。